我们有幸处在200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到205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同济学子要牢记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树立雄心壮举，为中华腾飞做出卓越贡献！
――徐光宪
徐光宪是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男，1920年11月7日生，浙江省绍兴上虞市人。
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47年12月赴美国留学。1951年3月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旋即偕夫人高小霞女士回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198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2年6月被聘任为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徐光宪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投身于科学研究，致力于人才培养，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光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主修量子化学，但他回国开展科研活动时，拓宽科研领域，涵盖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在量子化学和化学键理论、配位化学、稀土化学、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从20世纪50年代他就发表论文《旋光理论中的邻近作用》，揭示了化学键四极矩对分子旋光性的主导作用，并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稀土元素同多核或异核配合物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他提出的萃取体系分类法在国内被普遍采用，他在萃取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带动了国内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萃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测定的平衡常数和热力学函数。徐光宪教授改进和提出了几种测定萃取常数的方法。例如，改进B.S.Jensen提出的研究萃取平衡的两相滴定法。Jensen的理论推导比较复杂而且包含较多的简化假设，应用范围较窄，只能得到关于萃取平衡的较粗糙的信息。改进的方法消除了原来Jensen所加的限制,采用简洁的方法导出两相滴定法数据处理的严格计算公式,使该方法不仅适用于螯合萃取机理的研究，还可用于螯合和中性配位协同萃取机理的研究，可以高效率地精确测定配位平衡常数或协同萃取平衡常数。他还改进了中性萃取体系平衡常数的测定方法等。基于萃取和协同萃取的科研积累，他积极倡导用萃取工艺流程建立核燃料后处理厂，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十余年来徐光宪和他的合作者从事量子化学、稀土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40余篇，专著和教科书10本，论文选集二卷。其中1959年出版的《物质结构》上下册，是国内长达25年之久的唯一教材，影响很广，因而于1988年被授予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他和黎乐民等合作编著的《量子化学》上、中、下三卷是目前国内外量子化学方面最详尽的研究生教材。他和袁承业合著的《稀土溶剂萃取》曾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他主编的《稀土》上、中、下三卷是介绍我国稀土科学技术最详尽的专著。
他从事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研究，经二十余年的探索和在稀土工厂实践，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建立了适用于稀土元素分离的“串级萃取理论”。这一理论可进行最优化工艺参数设计，免去常规小试、中试、扩大试验等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步骤，可以“一步放大”到实际生产，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徐光宪与立标国、严纯华等通过多次在全国办学习班和设计建厂等十余年的努力，已使该理论在我国稀土工业得到普遍应用，引导了我国稀土分离技术的全面革新，大大提高了我国单一高纯稀土化合物的生产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迫使世界最大的法国稀土分离厂减产，，美国、日本的稀土分离厂停产，被国际稀土界惊呼为“中国冲击（China Impact）”，因而被多次授予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化学奖。2005年又获得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
是全国两位获奖人之一。
他在化学键理论、原子价概念、原子簇的结构规则和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徐光宪与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起当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主任（1986―1994），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86―1990）亚洲花学联合会主席(1989―1995）。现任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中国稀土学报》主编，《J.of Rare Earths》主编。
徐光宪教授对有利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兼职工作认真负责，热情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从1980年起他主持召开过多次国际和全国性稀土学术活动并担任大会主席，为促进我国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徐光宪教授倾注了心血。他经常对青年教师、研究生传授治学经验，鼓励他们刻苦钻研、锐意创新，作出一流的工作。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为民族争光。
自1946年他开始执教以来，徐光宪教授已在我国化学教育和研究舞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他的研究领域宽广，学术造诣深厚，为我国化学教育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拓宽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科研作风，以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风格感召了我国几代化学工作者，并将继续影响和激励广大师生和科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