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一天，上海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飘扬着红旗。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发出“复课复业”的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迅速回学校清扫整理，校园面貌焕然一新。6月4日，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写信给同济大学教授会，称“上海市的解放与文化界教授们的若干次爱国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尚望共同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6月6日，全校复课。此时，有教职工727人，学生1490人。6月25日，军管会接管同济大学。上午，全体师生员工敲锣打鼓欢迎军代表杨西光、副市长韦悫等来校接管。当晚，学校举行庆祝晚会，广大师生员工欢欣鼓舞。7月29日，陈毅、粟裕发布军管会命令，决定组成由夏坚白为主任的15人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由夏坚白、刘先志、郭绍虞、李国豪、唐哲、薛德焴、杨烈、翟立林、夏正行任常务委员。刘先志兼教务长，杨烈兼秘书长，郭绍虞兼文法学院院长，李国豪兼工学院院长，唐哲兼医学院院长，薛德焴兼理学院院长。自此，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设校长）。解放初，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同济大学被军管会接管后，立即着手恢复学校秩序，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8月1日，校务委员会决定，各学院、机关于8月2日办理交接。8月２日，学校遵照市军管会命令，文、法两院合并，改称文法学院。9月，校务委员会决定，取消新生院，学制5年的改为4年，德语改为选修课，政治课取消“党义”，开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9月3日，军管会命令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法学院。15日，文法学院迁往复旦大学。1949年7月9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济大学总支部成立。10月11日，解放后同济大学第一个学期正式开学。同年12月28日，中共同济支部公开，这是全市高校中第一个公开的中共支部。当天，党支部召开公开大会，贴出公开的《特刊》，并公布了全体党员名单。1950年初，学校召开会议，各院系召开代表会议，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学制、学时、精简课程、教学计划、改善师生关系和树立新的教学观念等问题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制定计划。8月，学校根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拟订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1951年上半年，学校为改进旧时自由散漫、各自为政的教学方式，成立教学小组。当时，教材是个大问题。学校一面统一、合并、改进原有教材，一面组织编写新教材；各系成立编审委员会，著、译教材和技术丛书。1951年度上学期全校共编出107种中文教材。1951年下半年，学校改进教学，明确各系任务，纠正教学工作中的混乱现象。1952年2月，学校就课程改革和精简课程召开动员大会。解放初期，国家面临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生的政权需要巩固，国民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需要稳定，教育需要改革。然而，当时阶级斗争仍很尖锐、复杂，人们思想认识还很混乱。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不得不发动群众进行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同济大学根据上级的部署，一面抓教学，一面抓运动。从1949年下半年起，学校先后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改造学习运动、时事学习、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不断提高师生员工对新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随即，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同济大学师生员工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一运动。学校成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委员会”，领导全校师生员工的政治学习，每周请人来校举办政治讲座；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帮助大家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清形势发展方向。12月初，上海学联决定，各校停课4天，组织学生进行抗美援朝宣传，参加抗美援朝示威活动。同济师生热情高涨，积极开展了时事学习、政治宣传、示威游行、思想教育等活动。学校还组织宣传队深入工厂里弄宣传抗美援朝。12月14日，全校教授参加了上海市大专学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会和游行。教授们还和学生一起组建参军参干学生家长招待站。期间,学校还组织校委会、工会、学生会，广泛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加强冬防，严防匪特破坏。1951年1月，同济大学医学院300多名师生，报名参加上海市志愿医疗队。经批准，由同济113人组成上海第一批志愿医疗手术队。1月25日奔赴前方。出发时，上海市2万多名医务人员游行欢送。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１２日，军管会在同济大学专设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室。16日，学校举行控诉大会。4月28日，公安机关来校逮捕10余名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学校组织师生员工学习党和国家有关文件，进行阶级教育，要求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投入镇反运动。登记处还贴出布告，敦促反革命分子速办登记手续。广大学生利用星期日深入里弄进行宣传，提高群众对镇压反革命的认识。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从此，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学校为加强对“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学校成立了“同济大学学习委员会”，夏坚白任主任委员。同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同济大学的领导，先后派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蒋梯云等数十名干部来校。2月21日，学校全面开展“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3月19日起，全校停课搞运动，直到5月中旬复课。“三反”主要是自我坦白、揭发检举、退赃批判；思想改造主要在学习小组内进行，方式有自我检查、相互帮助，最后写出个人思想小结。在此基础上，4月2日，召开全校坦白检举大会、退赃及揭批大会，5月，召开全校思想批判大会。 7月16日，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简称华东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成立联合人民法庭审判委员会，由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任审判长，同济大学廖馥君、蒋梯云为副审判长，进行斗争、审查、甄别、退赃和教育工作。7月中旬运动结束。“三反”运动初期，学校成立了专案小组，审查解放楼和青年楼两工程中偷工减料和行贿受贿问题。审查中，因有人被逼供在《坦白书》中“检举”校委会主任夏坚白、教务长李国豪、秘书长翟立林贪污、受贿，夏、李、翟被非法隔离审查。1952年4月，华东教育部部长陈其五及华东学委会3人来校亲查此案。结果，3位领导贪污、受贿之事查无实据，纯属诬告。6月20日，恢复3人工作。 通过“三反”与思想教育运动，全校师生员工在划清敌我界限、公私界限、劳动与剥削界限等方面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学习的思想觉悟，校园出现了新气象。解放初期，学校担负着支援国家建设的任务。上海市郊流行吸血虫病。1950年1月，上海组织了1000余人的防治大队，同济大学邵丙杨医师任大队长。同济大学医学院220余名师生组成第二中队，去太仓协助解放军第九兵团某师进行防治吸血虫病的工作。共检验治疗士兵10076名，治愈5000多人。4月2日胜利返校。1950年10月初，教育部、水利部在南京召开治淮动员大会。同济大学积极响应，至1951年9月，先后派土木系和测量系400多名师生参加了治淮工程，共两批，每批1年。1950年12月，华东教育部发出了“加强国防建设，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指示。学校停课数天组织学习讨论。12月22日,学校隆重举行“参军参干”的集体报名活动。到12月下旬，全校报名参军参干达297人。经批准，129名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５名职工参加支前运输队。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都要变，教育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也势所必然。1950年5月至11月，同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5月改属市教育局领导，6月改为上海同济中学）、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5月改由市教育局领导）、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51年迁南京，1952年分建为：南京机械制造学校、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相继调出。1950年4月，华东教育部宣布中央命令：同济大学理、工学院迁往大连，医学院迁往武汉。5月，学校为准备迁校，分别组成“国立同济大学理工学院代表团”（团长李国豪）及“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团长唐哲），分赴大连、武汉实地了解情况。期间，不少学生和一些教师反应强烈，意见较大。7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简称中央教育部）电令，同济大学夏坚白主委、刘先志教务长及薛德焴、李国豪、唐哲、林竟成院长，工、理、医各院学生会主席，来京商讨迁校事宣。6日，9人北上。7月12日，中央教育部决定，“关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迁武问题，同意该校校务委员会授权医学院院务委员会议妥善处理”，“理、工两学院本年度仍留上海”。后由于种种原因，理、工两学院最终仍留沪未迁。8月，中央教育部高校司副司长张宗麟召集有关各方座谈，就同济大学医学院（包括中美医院）迁校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济大学医学院本年度一年级新生暑假开学，一律至武汉报到上课；二年级学生暂时分别在上海、武汉上课；武汉大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上课；为照顾上海市民的医疗需求，附属中美医院分批迁移。为搞好迁校建校工作，上海成立迁校委员会，武汉成立建校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运作和建设，1951年9月20日，中央教育部批复“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汉口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同时，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待迁部分，包括附属同济医院划归中南卫生部领导。1951年8月，华东教育部依据中央教育部关于将私立光华大学与私立大夏大学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的决定，将不适合师范大学系科设置的两校土木系共338人并入同济大学，同时将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与光华大学生物系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52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2年7月11日，中央教育部公布华东区高校院系调整第一次方案。12日，同济大学成立院系调整小组，下设办公室及数理化小组、机电船小组、土建测小组，各系和工厂成立工作小组。后院系调整小组扩大为院系调整委员会，夏坚白为主任委员，蒋梯云为副主任委员。8月8日，土、建、测师生代表在李国豪率领下，分别到上海工专、震旦、大同三校，与其师生代表举行座谈，商讨师资、设备等问题。８月１２日，将要调到同济的各校代表来同济举行“同济大学建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９月６日，中央教育部和华东教育部决定将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中华工商学校和同济大学９所学校的土木、建筑、测量各系、科、组全部集中于同济大学。当日，9校土、建、测同学举行大联欢。18日，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公布第一批院系调整方案，要求大家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１９日，华东教育部又决定将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组调至同济大学。1952年8月至9月底，同济大学数学系、物理系调整至复旦大学，部分师资调整至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调整至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校；机械系、电机系、造船系调整至交通大学；土木系水利组调整至华东水利学院。调整结束后，新同济大学设立了铁路公路、上下水道、结构、建筑和测量5个系，设房屋建筑学、都市建设与经营、工业与民用建筑、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桥梁与隧道、汽车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测量、航空摄影测量、上下水道、铁路建筑10个本科专业和铁路公路与城市道路、上下水道、桥涵、工业与民用建筑、普通建筑、建筑设备、大地测量、工程材料试验8个专科专业。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同济大学调入教师124人，调出教职工144人。调整结束后，全校师生员工共3165人，其中教师394人。经过这番调整，同济大学汇集了十多所高校土木、建筑和测量的系科，汇集了土、建、测学科众多的著名学者和教授，同济大学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土建、测量工程类高等学校。但原来的同济已面目全非，原有的文、理全部学科和医、机、电、船、水利等全部优势学科，连同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全部调出（后测量系又调整至武汉）。结果，仅剩大半个土木工程系，同济大学从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以土建为主的单科性工科大学。1952年３月，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成立第一届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蒋梯云（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曾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教务长、政治研究院主任）为书记，陈文健为副书记。自此，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1952年9月23日，学校成立政治辅导处，蒋梯云兼政治辅导处主任。为了解决院系调整后全市高校校舍修建问题。1952年7月，华东教育部决定，在同济大学成立了校舍修建事务处，由同济大学承担全市部分学校的校舍设计与施工管理工作。院系调整后，学校将所有教师编成28个教研室和教学小组，并迅速制定了初步的教学计划。当时，教材是个大问题。以往教材陈腐，而且有许多外国教材，与祖国建设的实际及本校调整后专业设置极不适应。因此，学校大抓教材建设，除用苏联教本外，发动教师自己编写讲义，或摘译苏联有关资料。1952学年第一学期，同济5种课程用苏联教本，新编讲义93种，翻译苏联教材3种。当时有的系师资不足，许多课开不出，只得请有关方面派人兼课。后来学校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了这一问题。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学校教学工作初步走上了正轨。院系调整后，大量外校学生转入同济，学生中思想问题多、矛盾多，突出的问题是纪律松弛。为此，学校在1952年第一学期开学后，利用两周时间在学生中开展组织纪律教育，对一些严重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作出了纪律处分。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学生提高了认识，学校正气上升，纪律明显好转，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学习成绩普遍提高，同学之间的团结和班级的凝聚力均得到了加强。调整后，师生员工扩增近1000人，从各院校调整来的家具，许多破烂不堪，加之学科方面的变化，学校教学设备和家具难以适应当时的需要。特别是校舍紧缺，当时搭建了十多个草棚维持上课。其中一个大草棚兼作食堂、礼堂，全校大会、联欢晚会都在此举行。为此，1952年下半年，学校着手兴建新校舍。为节省开支，增强师生员工的劳动观念，学校决定开展劳动建校活动，发动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义务劳动。1952年7月22日，学校成立劳动建校指挥部。广大师生员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这一活动。劳动分期进行，每期学生停课三四天。具体任务有平整土地、修路、修体育场、挖土铺砖等。通过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师生员工之间的感情。当时学校修建了和平楼、民主楼、学生宿舍和同济新村教工宿舍。1953年1月21日，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同济大学组成新一届党委会，原青岛市市委书记薛尚实任书记，蒋梯云任副书记。同年11月，高校改设校长，政务院任命薛尚实、夏坚白为同济大学正、副校长。校务委员会转变为咨议性组织。自此，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自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高校全面学习苏联。在“搬过来再说”的口号下，同济大学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调整。从教学组织形式到教学方式，甚至排课方式都全面照搬苏联。1953年２月，开始实行苏联的“六节一贯制”，上课集中在上午，７∶３０上课，中午１２∶４５下课。４月底开始，全校以工业与民用结构专业为典型，按苏联蓝本修订教学计划,随后其他专业也相继改订教学计划。９月，全校以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为重点，以苏联的教学大纲为蓝本，制订教学大纲，而后各专业也相继订立。教学内容全部照搬苏联。当时，学校掀起学习俄语热潮，成立了两个俄文速成班，突击学习俄语。俄语速成学习后，教师中出现了一股翻译风，大量翻译苏联教材。自学习苏联以来，学生负担很重，每周学习时间超过60小时，影响健康。同时，学校出现了普遍的忙乱现象。1953年9月，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确定了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从此，教学工作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1953年，学校决定组成由李国豪教务长任团长，杨钦、黄蕴元、朱晓初等参加的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参观团，学习兄弟院校学苏联搞教改的经验。1954年9月，根据高教部颁发的文件，学校开始试行苏联的教师工作日及教学工作量制度，鼓励多劳多得，给超额者增加工资。1954年10月，苏联专家陆续来校，担任校、系、专业顾问，对教学、科研工作进行指导。学校成立了专家办公室，配备了多名俄语翻译。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31个教研组，作为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层组织，发挥集体教学的作用。参照苏联并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建立了课堂讲授、习题课、答疑、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等教学环节，增设了施工技术、组织计划等课程，并实施了口试及毕业设计答辩的制度。1953年底，学校根据高教部《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招收了第一届9名研究生。1955年春，夏坚白、李国豪赴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经国务院批准，夏坚白为首批中国科学院生物地质部学部委员，李国豪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下半年，高教部学习苏联培养研究生的做法，决定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同济当年招收12名，第二年招收6名。当时，学校掀起了向副博士进军的热潮。1954年前，同济大学科研工作并没有摆上学校的议事日程，科学研究只是教师零散、自发地进行，学校也没有科研管理机构。1954年3月，中共中央在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必须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久，学校把科学研究列入工作计划。1954年10月，教务处设教学研究科，后又单独成立研究科。1955年，学校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了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并先后成立了14个研究室或研究所，延聘了12位苏联和德国专家。1955年5月28日，校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决议》，规定科研工作的方针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教学工作和生产实际开展科研工作”；科研工作的范围是编写教材，结合教材和生产中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并规定“教师应把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任务”。1955年9月成立“同济大学科学研究委员会”，领导全校科学研究工作。11月，召开了第一次学生科学技术讨论会，会上，报告了60位本科生和8位研究生的研究成果。这在上海高校中是第一次。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此精神的鼓舞下，学校于当年5月召开第一次教师科学研究讨论会，上海110多个单位及许多省市的代表8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论文72篇，获得了校内外与会人员及苏联专家的好评。从此，同济科研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54—1955学年，有科研项目66个，76位教师参加。1955—1956学年，参加科研人员猛增至304人，有科研项目119个。1956年9月，学校撤销了科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了科学研究部，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当时，还成立了竹材利用、民用建筑、城市规划3个研究室。1956年3月，教育部发出通知，确定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举办“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函授教育。不久，经积极筹备，同济大学率先在上海地区招收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函授生105人。同济大学函授教育从此开始。1955年1月，同济大学组成新一届校务委员会，薛尚实为主任，夏坚白为副主任。1955年5月，全国开展批判胡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6月，同济大学组织师生员工开展学习教育。学校制定计划，进行全校动员。要求“刮一阵风，洗一次澡”，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前后进行了一年多时间，主要是，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提高肃反斗争严重性的认识，发动师生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检举、揭发和批判他人的反动言行和严重落后情绪。运动中，同济揭发批判了200多人（绝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些人分别受到了开除学籍（公职）、留团察看、严重警告、警告等行政处分或团纪处分。通过运动，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但肃反被扩大化，将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肃反”挂钩，许多人因“政治落后”、“品质恶劣”、“隐瞒政治历史”而受到处分的，挫伤了一部分师生的积极性。1956年1月，针对学校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党委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一些教师提出：会议太多、教师兼职过多、对教师生活上关心不够、发展党员有关门主义、党群关系尚不和谐等问题。在跟随党和国家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同时，同济大学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组织纪律、忠诚老实、道德品德等教育。一系列政治教育活动，改进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师生员工的思想觉悟。特别经过“三反运动”，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一大批积极分子申请入党。此时，市委在知识分子中正积极发展党员。1956年2月，校党委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李国豪入党，道交系支部举行了有党内外400多人列席的接受李国豪入党大会。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这在同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6年2月22日，市委学校工作部发出《关于上海高等学校、中专校发展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强调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在这样的形势下，许多高知申请入党。当年，杨钦、吴之翰、王龙甫、巢庆临、翟立林、王达时等2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先后入党。1956年4月，校党委召开了隆重的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500名新党员宣誓入党。自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至1956年，小规模的院系调整仍陆续进行。几年中，清华大学工程测量专业、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学生共55人调整至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厦门大学土木专业和浙江大学铁路专业各有几十名师生也先后调至同济大学。1955年6月，为扩大培养测量方面的技术干部，国务院批准成立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为此，中央高教部决定同济大学工程测量、大地测量、制图学等专业归入该院。1956年下半年，同济大学测量系调往武汉，著名大地测量学家、副校长夏坚白随之调任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在院系调整的同时，国家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同济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投入。以基本建设为例，截至1956年暑假，各项新建、扩建工程的总建筑面积与解放前相比，扩大了9倍。从而为50年代后期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12月18日，国务院任命李国豪、杨钦、吴之翰为同济大学副校长。同年12月26日，根据中央高教部、城市建设部和建筑工程部的联合通知，同济大学即日起由高教部领导转由城市建设部和建筑工程部共同领导。195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随即，同济大学投入了学习、贯彻“八大”精神的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