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学校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贯彻党的“八大”精神、提高教学质量与科学水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等作出了安排。同时，学校组织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评奖，成立了同济大学科普委员会；对1952年以来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总结，对教学科研工作作出了布置。校园呈现新的气象。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之，全国开展整风运动。4月底，同济开始整风。5月24日，学校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党委副书记刘准作整风动员报告，指出这次整风的重点对象是党总支书记和党员科长以上干部。6月1日，根据上级指示，全校党员开始整风。6月初，校党委认为前一阶段“放”得不够，同时，校团委青年教师工作部对学校“鸣放”工作提出批评，认为党委“言路不广”、“不够放手”。因此，校党委通过召开全体职员大会、老教师大会、青年教师大会和通过校内广播，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进一步“大鸣大放”。在一个月内，学校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召开了80多次民主党派、教师、职工座谈会，参加人数达1200多人次，教职员工就学校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以党代政、民主问题等提出大量善意的有益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有一些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言词。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反右斗争就此开始。6月18日，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发出反驳右派言论的通知。随即，全市各高校积极行动起来。同济大学1475名学生给全国高校同学写了决心书。6月28日，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党委副书记刘准提出继续开展整风，并进行反右派斗争。从此，同济开始了反右斗争。8月初，4000余人参加了反右斗争的学习。9月19日，校党委在校刊上公布《关于贯彻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方案》。该方案提出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整风反右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教育分“鸣放”、反右辩论、整改和思想建设三个阶段进行。9月24日，学校党委成立同济大学整风委员会。此后，全校掀起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贴大字报的高潮。学校停课一周，对高校发展前途与方向、知识分子政策、农业合作化、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问题开展“大辩论”。10月24日，全体教师举行第一次“辩论会”，就如何正确对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进行辩论。当时，每月大字报上万张，大小会几百次，提出意见共2000余条。经过一段时间的揭发、批判、排查，一大批对党坦诚、敢于讲真话的同志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全国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同济也是如此。至1958年上半年，全校237名干部、教师、职员和学生被错划为右派。11月，校整风委员会根据鸣放提出的7个方面的问题，即党群关系、民主生活、政治思想工作、教学与科研领导、勤俭办学方针、体力劳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劳动纪律教育，分别成立7个小组，拟出初步改进意见。由此，同济整风运动转入整改阶段。11月19日，校党委公布《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方案（草案）》。随后，学校陆续公布了有关党的领导、教学、科研、后勤等10多个改革方案（草案）。12月7日，党委书记薛尚实代表党委就“鸣放”阶段提出的661条意见和建议，向全体教职工作检查报告。期间，部分党政专职干部开始与学生同吃同住；校党委就干部下放参加农业和工业劳动进行动员，随后，几百名干部分批参加农业和工业劳动。1958年上半年，继续整改。校党委广泛听取意见，要求对党委进行“鸣放”，对党委的官气、暮气及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评。同时党委作出检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委整改的同时，同济大学根据上级的指示及学校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958年1月，学校响应市人代会关于消灭“七害”（鼠、雀、蝇、臭虫、蟑螂、钉螺、蚊）的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同月起，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学校成立检查组，对财务、人员编制、基建、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进行检查。随后，学校举行揭发浪费大会，举办“反浪费展览会”，在“围剿浪费，猛攻保守”的口号下，贴大字报。2月底运动形成高潮，至3月7日贴出大字报30万张。在这场大揭大批的运动中，有所谓“八大资产阶级权威”、艺术气氛浓厚的建筑系成了众矢之的。一些人根据建筑系毕业生中有20％“右派分子”的情况，认为这是人才极大的浪费，“建筑系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于是发起了“火烧建筑系这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的事件。一时间，大字报贴满“文远楼”（建筑系大楼），冯纪忠、谭垣、金经昌、陈从周等老教授遭到了一次次的批判。“火烧”之后，建筑系被撤并到建筑工程系。3月，全校开展“找先进、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运动；月底，教工举行“评比先进大会”，各先进单位汇报整风成绩。4月，党委号召自觉思想改造，搞臭个人主义，“插红旗，拔白旗”。学校普遍开展交心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党委认为一些人个人主义严重并消极对待运动，错误地撤销了30多位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并重点批判了40多名知识分子。整风反右运动中，学校教学、科研等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工作还在进行，有的还有所发展。1958年3月1日，学校在校舍修建事务处的基础上，成立了附设土建设计院，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担负本校教学、科研及全市部分高校的建筑设计任务。在高校建立设计院，同济大学开了先河。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全国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随即，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5月下旬起，同济大学传达学习总路线，决定“边整风，边跃进”。6月，上海市委以同济“整风未搞好”（其实是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为由，要求同济与市委整风结合起来进行“整风补课”。6月26日至7月26日，校党委根据市委的布置进行“整风补课”。期间，学校召开25次会议，市委召开18次扩大会议，对校党委书记、市委委员薛尚实和校党委副书记刘准进行“揭发批判”。结果，把薛尚实、刘准及同济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团委书记及一些党总支书记等领导错定为“薛、刘反党集团”，把薛尚实、刘准划为右派。当年11月，经中央批准，校党委书记、校长薛尚实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这一错案，不仅使这些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由于多位领导被停止工作，给同济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害。8月，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同意，张木棠等9人组成同济大学党委整风领导小组，张木棠任组长，该领导小组在党委未改选前代行党委常委会职权。1958年7月22日，教育部决定同济大学由建筑工程部领导。在“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影响下，同济也很快热了起来。6月，学校和各系召开跃进大会，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教育大跃进。7月，学校根据总路线精神制定了《同济大学1958—1962年教学与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并上报了国家教育部。《规划》提出把学校“建设成为以土木、建筑为中心的规模宏大的综合性的理工大学”；至1962年，“专业达48个”，“学生人数达12000人”。8月始，全校到处都呈现跃进的气氛。同济跃进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开展“教育大革命”；二是科研跃进；三是大炼钢铁。8月11日，学校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认真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从此至年底，全校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广大师生纷纷走出课堂，分期分批到上海城乡及江、浙、皖、赣、闽等6省27个大中城市参加生产劳动。其中，除公益劳动外，大部分结合专业进行。期间，建工系300余名师生去戚墅堰机车厂工地，铁路、桥梁专业的师生分赴沪宁线及杭宣线工地。9月，学校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11月，300名师生参加农业劳动。自1958年起，师生参加“三秋”、“三夏”成为制度。寒假，学校修订27种教育计划和224种教学大纲。当时，校党委认为同济大学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研究所。这里的人既是学生（教师），又是工人，也是研究员。为此，从1958年8月开始，学校将现有的专业（除建筑系外）学习年限由5年缩短为4年，一学年由2学期改为3学期，把假期、劳动、理论教学的比例定为1∶4∶7。在“大跃进”高潮中，学校学科建设和规模也来了一个跃进。学校增设了建筑材料及制品、水工及地质基础、建筑机电及设备、数学物理及工程力学4个系；增设了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地基基础、陆地水文学、河川结构及水电站水工建筑、工程测量、硅酸盐工艺学、建筑机械及设备、建筑供电、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工程力学11个专业；专业从11个增至21个。学生从1957年的3909人增至5662人。当时，高校招生要求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增加工农学生的比例。1958年，同济2000名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占50％，并招收一批工农干部开办了工民建、道路、给水排水和城市规划老干部特别班。同时，进行了“体育跃进”。11月，学校达到了市高教局规定的“四红”（一级劳卫制、二级劳卫制、等级运动员、普通射击手）的要求。这一时期，函授教育也大跃进。增设了供热煤气及通风、公路与城市道路2个专业；创办了单课函授，开设21门课程；在杭州、南京、合肥、济南等函授生较多的地区建立了函授站。科研工作也出现跃进局面。广大师生纷纷走出校门、深入工厂、农村、搜集资料，寻找课题，有的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大搞技术革新，有的把任务带回来进行试验。6月底至8月的两个月，近600名教师和1000多名学生参加了科技活动，科研项目从103项增至435项。1958年9月，学校响应国家“大炼钢铁”的号召，办起了炼钢厂。10月，开始投产，至年底共炼出295吨“钢”（其实是一堆废铁）。与此同时，整风继续进行。至11月1日共提出了1400多条意见。11月，开展教育方针大辩论。党委拟定辩论大纲，要求就劳动是否降低教学质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如何办学等问题开展全校性的大辩论。辩论中心是：怎样具体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当时，在全国的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和浮夸作假现象。1958年10月，毛泽东逐步察觉到“大跃进”的一些问题。11月，中央在郑州会议上对当时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纠正。随之，全国开始纠“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在教育上时常出现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学校教学、科研一直受到影响和干扰，1958年大跃进时尤为突出。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日制学校应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纠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的说法，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会议提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1959年初，为充实学校党委领导班子，上级决定从建筑工程部调来李仲、张华、侯东昇、刘金鼎、李同科5人。3月，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批复，同意建筑工程部李仲等5人参加同济大学党委，李仲、张华任党委副书记，由张木棠、朱晓初、曲作民及李仲等共8人组成常委会。同年4月，国家建设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王涛调任同济大学校长。1959年5月，根据中央“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指示，学校确立了党委的领导地位。7月，王涛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学校积极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强调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并决定把学生关在学校补课。党委召开老、中教师座谈会，商讨改进教学，发挥教师作用问题。学校全面检查教学工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特别是基础课质量，作出合理安排。7月，学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搞技术革新的师生立即回校过暑假，为第二学期上课打好基础。7月31日，新的校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等问题，并成立了由蒋梯云任组长的教学计划组，以龚雨雷为组长的教学大纲组，以江之永为组长的教材组。8月，根据高教部修订教学计划会议精神，学校增加各专业的学时。当时，贯彻总路线这一总的精神并没有根本改变。因而，同济招生人数继续增加，1959年8月招2271人。由于学生人数大增，学校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及一些试验用房十分拥挤，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解决师资问题，学校从1959年起陆续抽调部分学生，以半工半读参加教学工作的方式进行培养。9月，学校根据市委教育卫生部指示，宣布第一批3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之前，227名“右派分子”中125人已调离同济）。此后几年，“右派分子”被陆续摘帽或被处理到新疆等地。195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反右倾运动。仅仅9个月，纠“左”又变成了“反右倾”。8月28日，校党委召开“拥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反右倾鼓干劲大会”，10多名代表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和决心。10月24日，学校召开“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反右倾，鼓干劲大会”。即日起正式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11月，党委提出三种人要重点批判：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果，同济重点批判了12人，其中，错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4人，严重右倾3人，严重个人主义2人，不戴帽3人。期间，党委内部和各系、各单位领导开展了思想交锋，解决对总路线、党的教育方针和政治挂帅等问题的认识。这样，1959年不得不“继续跃进”。根据市委教育卫生部提出的“反对右倾，鼓足干劲，掀起工作和学习热潮”的要求，同济立即掀起一个大搞创造性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当时，学校结合生产劳动、科学研究运用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少讲、多看、多想、多做”的原则进行教学。某些专业课结合生产劳动真刀真枪地进行生产设计，以代替原来的假想题目的课程设计。科研方面，从10月底至12月底，85％的教师、教学单位80％的职工，全部高年级学生都参加了科技活动；学校与300多个生产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同时，学校总结1952年以来学习苏联和“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发动群众，修订各专业教学计划27种，教学大纲224种。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大搞群众运动，在数量中出质量，一般中出尖端，解决小问题中发现大问题。因此，各种浮夸的数据显示1959年比1958年取得了“更大的跃进”。1960年2月，党委提出“争取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学校召开“跃进大会”，号召进一步大搞教育革命。各单位纷纷拟定跃进目标。马列主义教研室党总支提出苦战100小时，在“五一”前完成35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天内改变教学方法的任务。3月，上海掀起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双革”运动。同济大学师生纷纷奔赴工厂、工地等教学现场。从3月中旬开始，学校规定低年级学生每周半天至一天、高年级学生一天到一天半时间参加“双革”运动，先后有6200余名师生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占师生总数的75％），分布在7个省市120多个生产单位，大搞废水污水处理和利用、煤气化、降温除尘，改革和创造所谓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同时，没有外出的在校师生员工500人全脱产，110人半脱产投入以大搞超声波为中心的土超声波、土煤气、土半导体、土红外线的技术革命；建造土法煤气发生炉；设计了许多电模拟。每日进展情况连夜写简报向市委教育卫生部汇报。这一期间，教师、科研人员还得应付每年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的突击献礼。4月，全市高校掀起“多、快、好、省、比、学、赶、帮、超”的热潮。同济召开介绍化学系三年级“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全面跃进”现场会。杨西光到会讲话，号召全市高校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此形势下，学校发动学生自己编教材、讲课和评卷。1960年5月，学校召开群英会，表彰师生员工在大跃进中所取得的成绩。当年春，建筑工程部党组决定，以上海建筑材料工业专科学校和同济大学建材系矽酸盐、塑料、材料性能3个专业为基础组成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同时，学校又增设了室内装饰与设计、隧道工程、城乡规划、无线电设计与制造、自动学与运动学、建筑工业仪表、化学、声学、计算数学、建筑物理等10个尖端科学技术专业和缺门专业。6月初，中央和市委指示“提高基础科学知识水平”、“保证教学质量”，要求转入课堂教学。根据这一精神，同济大学大部分参加技术革新的低年级学生，首先陆续返校，转入课堂理论教学。学生返校后，学校给下工地时间长的学生进行补课。1960年上半年，学校承担国家科委、建工部和上海市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25项，承担关键科研任务33项。其中有上海歌剧院、吴淞和南市二条街、军委实验大楼、南京长江大桥、广西邕江桥、自动混凝土拌和机等。这些任务十分繁重，且相关科研项目都是比较尖端复杂的问题。而且，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为完成这些项目，学校成立2个专题组，调整建立了8个研究所、30个研究室和8个新技术小组，抽调了140余名专职科研人员，并积极联系了校外协作单位。由于领导重视及科研人员艰苦奋斗，学校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如上海歌剧院的建筑、结构、音质、视线都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建筑机械专业师生完成的“自动混凝土拌和机”是国内首创的新产品，经北京有关单位鉴定，证明质量很好。通过承担和完成这些项目，既加速了老专业的提高，又加速了新专业的建设，并使许多原“半内行”的师生在业务上迅速成长起来。至1960年上半年，同济大学逐步建成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以土建为中心的多科性理工大学，拥有7个系（建工、城建、路桥、建材、机电、勘测、数理），31个专业，5个专修科，一个预科。学生从1957年2月的3909人增至7699人。1960年10月，同济大学被列为全国32所重点院校之一。在1958—1960年上半年的大跃进期间，学校出现了很多瞎指挥、浮夸、虚假现象，很多工作脱离了当时学校师资力量、设备条件和基本建设可能提供的条件。因而，学校的教学、科研等项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但这一时期，学校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学校重建了理科、机电科，增设了机、电、数、理方面的专业。本科专业从11个增至21个，后又增加至31个。成立了4个系及土建设计院；在打基础、建队伍、摸方向等方面做了一些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工作。从后来同济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来看，不少学科的科研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探索的，如结构的振动与稳定、薄壳结构、塔桅结构、混凝土强度理论、路基路面及道路材料、地基基础、地下建筑工程、废水处理、废渣利用、超声波应用、建筑声学，等等。1960年下半年，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不得不就此结束。1960年9月，中央针对经济困难和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之，全国的形势开始好转，过热的空气逐步降下来。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同济大学贯彻“八字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纠“左”和调整工作。首先是思想上纠“左”。1960年下半年，学校根据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开展“三反”（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整风运动。起初，以增产节约入手。1960年11月，市委指示整风运动以反官僚主义为重点，以反“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为主要内容。随之，同济党委以解决官僚主义为中心开始整风。党委在党内揭露问题的基础上，号召民主党派、党外人士提意见。1961年上半年，党委在中央“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精神的指导下，检查了政治思想工作一般化，群众运动中干劲与科学结合不够；工作方法简单化，脱离群众等问题以及在教改、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作为改造对象、工作简单包办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思想认识上严重的片面性。6月，党委分别召开老教师、民主党派和中老年教师座谈会，承认错误，作出检查，向“拔白旗”中受到批判的老教师赔礼道歉，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在思想上纠“左”的同时，学校根据“八字方针”进行了实际的调整。确定了学校的规模，调整了专业设置。专业由原来的31个调整为24个。1961年3月，建筑工程部决定，撤销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原属同济建材系的人员仍回同济。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努力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把理论教学从16周延长至18周，减少劳动时间；调整生产劳动和教学、科研的关系；改进教学的内容、方法和考核工作；强调以老教师为主，老教师上第一线，逐步改变了以青年教师为主的状况。同时，明确了专业发展方向，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1960年12月，党委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的决定》。当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师生吃不饱肚子，体重下降，健康状况较差，甚至不少人出现浮肿。因此，学校成立“生活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办好食堂、减少开会、控制社会活动时间、保证睡眠、严格执行作息制度等措施，大抓生活，努力保证学生、教师的身体健康。1961年上半年，党委对以往受过批判斗争的毕业生进行清查，纠正了不恰当的处分；对党内外受过批判斗争的教职员所遗留下的问题也分批进行了甄别。1961年6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取消工、农子女优先录取的规定，恢复高分录取新生的办法。同时，学校开始缩短科学研究战线，压缩基本建设任务，调整校办工厂，并开始制定规章制度。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制定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60条”。11月，学校根据“高教60条”的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教60条”给学校工作指明了方向，坚定了学校贯彻“八字方针”、进行调整的决心。学校先后组织领导干部、民主党派骨干和群众分三批进行学习。1961年12月，学校制定了《同济大学试行〈教育部直属高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划纲要》。随之，学校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教学方面。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积极稳定教学秩序。对教学计划中某些课程要求过高、教学大纲内容过多过深、教学环节脱节和作业及测验过分集中等状况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课程教学及基本技能的训练。继续调整专业设置。1962年，经建筑工程部批准，学校停办4个专业，将专业调整为20个。同时，学校决定将学生数控制在7000人以内。科研方面。针对大跃进过程中存在的“战线过长、队伍过大、任务过重、力量分散、方向未定、制度不全”等问题，进行了调整和改进。1962年，学校调整和相对稳定科研工作。科研项目大批下马。学校为22个条件成熟的教研室（占51％）确定了科研方向；将1961年的31个重点项目调整为6项；将年初的93个项目调整为85项；对1960年建立的38个研究机构进行调整、合并，组建了10个研究机构；并逐步健全规章制度。对学生的科研工作调整为结合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进行，平时不作专门安排。同时，学校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据统计当年有学术活动374次。这些活动目的更加明确，质量也有所提高，并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学校恢复教师工作量制度，恢复评选校、系优秀生，并在二年级以上学生中挑选155名优秀学生，分别安排在31门主干课中予以专门培养。1963年4月，教育部颁发《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此后，学校进一步调整、充实科研机构，建立老中青结合的科研集体，加强科研的管理、物资供应、设备加工、成果评审和科技档案等工作，同时开展学术活动，出版学术论文集，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采取这些措施后，使学校在建立老中青结合的科研集体、确定并培养首批骨干教师、加强科研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师资培养方面。学校制定了《师资培养规划》、《在职研究生试行办法》，在重视教师普遍进修提高的同时，挑选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作为骨干师资，采取在职读研、当助手等途径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培养。1962年，学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中培养和提高骨干教师的通知》，确定首批骨干教师30名，其中2／3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实践中提高，1／3以在职研究生的方式培养。这一做法为学校后来教师队伍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62年2月，党委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对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失误提出了纠正措施。3月，学校传达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及陈毅关于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和“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的讲话，广大教师受到了极大鼓舞，一大批老教师更是百感交集。4月起，党委根据市监委指示，对1958年整风补课和1959年反右倾整风中被批判处理的同志进行甄别。6月26日，党委常委会决定甄别“薛刘反党集团”，其一般成员由学校负责，薛、刘等由学校提出意见报市委研究决定。同年，学校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对1958年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批判斗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细致甄别，对因所谓“严重右倾和严重干劲不足”而受到的处分或结论的一律予以取消。学校强调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安排了一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担任教学行政职务，并逐步增加了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开课人数。在健全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时，充实老教师，将教授比例提高到66％，有的系达90％。学校强调党外行政负责人有职有权。在贯彻“高教60条”、“教师轮休制”时，当年学校确定了第一批轮休教师名单。学校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63年，学校为教师开办外语训练班，鼓励教师学习英语，一时全校学外语之风大盛；学校试行在职研究生制，挑选40名优秀党员教师作为“骨干教师”重点培养，并尽量减少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同时，学校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对大跃进时办起来的校办工厂进行调整和合并。1963年，学校进一步加强基础课、基础知识和基础技术的训练。继续贯彻调整方针，专业从20个调整为18个。1963年，修订74种教学大纲，其中，建筑工程部和其他有关部委委托修订的66种，学校自行修订的8种；编写教材131种，其中教育部、建筑工程部、铁道部委托编写的8种，校内自编的123种。1963年4月起，学校根据中央和市委压缩城市人口的精神，动员部分职工回乡务农。当年有54户92人迁出上海。同年，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为1070教职工（占51.2％）增加了工资。1964年，学校组织科研队伍，在特种结构理论方面，建立了以李国豪教授为主的结构理论研究室；在建筑声学方面，建立了章启馥教授任主任的声学研究室。除此，学校还与本市有关业务部门及交通部共同建立了新材料研究所和公路工程研究所。当年，这些研究机构就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果。1964年举办了第五届学术报告讨论会，会上提出75个报告。校外96个单位2200余人次参加了讨论会。6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从此，全国大抓阶级斗争，大搞突出政治。1963年初开始，同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思想教育活动。2月，党委制订了《关于向党内外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计划》。3月，上海市委召开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对前一阶段放松阶级斗争，抓教学改革的现象提出批评。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校迅速掀起做好人好事的热潮。同时，于1960年初掀起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也形成高潮。校内有319个“学毛著小组”，3100多人参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济大学的师生员工积极向上，在教学、劳动、学习、讲道德、做好事等方面，处处表现出认真负责、争先恐后的精神状态。 5月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其中心是进行阶级、阶级斗争教育。学校组织8320名师生员工分批分期参加了“五反”运动。校长、书记和处长、科长分别听取意见，作“下楼”检查；教职工和学生进行反浪费、“洗手洗澡”和以“忆苦思甜”为内容的阶级教育；党委作“洗手洗澡”和“放包袱”的小结。最后，党委进行以反官僚主义，“逐步铲除修正主义思想基础”的整改。“五反”揭发出19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对象，1964年7月，党委对其进行了党纪或行政处分。通过“五反”教育，广大师生员工“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加上当时学雷锋、学大庆、学解放军，全校师生员工热情高涨。1964年起，全国大力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在这种形势下，围绕反修防修，学校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教学、科研工作又一次受到了冲击。1964年初，全国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校是先派人下乡搞社教，后各校进行面上教育。当年4月至12月，同济大学先后派出三批2417名干部、教师和学生（包括研究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以后又多次派人。1965年5月，学校组织教工和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交系统社教。1966年4月，学校组织2241人参加上海郊区6个县，市区5个局的“四清”运动。期间，校园冷冷清清，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复存在。同济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于1965年3月，主要内容是，干部检查，“放包袱”，群众正面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全校1260人参加面上社教运动，其中251人交代了问题。1964年4月，学校传达毛泽东关于“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的“春节指示”。随之，学校修订教学大纲，砍掉10％—15％的教学内容；废除高分录取制度，贯彻阶级路线，优先录取工农子女。9月，学校又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学生负担太重”，“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的“七三指示”，党委发布《关于增进学生健康、实行劳逸结合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学生每周活动总量应在54小时内；学生每天8小时学习，9小时睡眠，1小时必要的集体活动，6小时自由支配，每年寒暑假8周；5年内参加公益劳动9周，专业劳动15—20周，一年级当兵（到部队）4周，每学期考试以2门课为宜。同时，精简课程，精简教材，增加劳动时间。学校决定教材精简30％—50％。有的课程合并，有的砍掉。学校批准工民建教改方案，该方案确定1/3时间参加劳动，取消设计课，课程由26门合并为19门。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将政治经济学内容砍掉一半。改变考试方法，67个班级141门课全部开卷考试。当时，学校还成立了半工半读教研室，办了一个半工半读试点班。1964年上半年，学校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所有班级配备班主任（共配108人）；在部分班级和总务4个部门设立政治指导员；在大部分教研室设立管政治工作的副主任。1964年12月，毛泽东作出关于“设计革命化”的指示。校党委认为建筑系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因此，1965年初党委在建筑系大搞“设计革命化运动”。经领导动员，几天内贴出上千张大字报，批判建筑系主任的所谓资本主义教育观点和设计思想，批判一些教授的所谓封建主义学术思想以及该系种种形式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形成了第二次“火烧文远楼”的局面。1965年2月，学校决定，在学生入学5年中，当兵、劳动、社教应达2年左右时间。1965年6月，学校遵照市高教局备战要求，成立民兵师，下设9个团，36个营，有基干民兵1000人，民兵7393人，配备各种枪支61支。对民兵一面加强训练，一面进行战备形势教育。随着战备工作的加强，1965年5月12日，校党委决定成立防空委员会。1965年暑假，870名学生参加一个月的当兵训练。下半年，市高教局召开战略工作会议，决定同济小三线计划地点选在江苏宜兴地区或安徽大别山区一带。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本校实际，也努力开展教学、科研等项工作。 学校努力稳定教学秩序，制定《同济大学教师考核试行办法》，把完成教学任务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强调“教师的根本任务是认真教好学生，完成教学任务”；要求学生“每周用于毛选学习、民兵活动、参加会议、卫生工作的时间不超过6小时”。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严格考场纪律，大抓温课迎考，校、系领导亲临考场督考；重视对中、青教师和“骨干教师”的培养，成立“师资培养领导小组”，校、系制定师资培养规划；坚持实行在职研究生制，动员青年教师报考在职研究生。1958—1965年，校舍建设总面积为46398.6平方米，其中，主要建筑有金工实习车间、西北一楼、西北二楼、第三食堂、大礼堂、新材料结构研究所、公路研究所、图书馆楼以及游泳池等。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从1966年1月起，“同济大学改为由高教部直接领导”。总结同济大学解放后17年的情况，尽管受到不少干扰，各项工作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教学上，由于学校继承了同济“严谨求实”的学风以及同济教师中有一批精英。这17年在同济大学读书、1953年后毕业的学生中出了20名院士（其中1人进修2年，1人函授毕业）。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厚泽、钟万勰、郑时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新、李猷嘉、沈世钊、项海帆、董石鳞、魏敦山、邹德慈、宁津生、钱易、朱能鸿、叶可明、李同保、梁文灏、张耀明、沈祖炎、郑颖人、潘云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