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全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整整10年，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场大动乱中，同济大学是重灾区，损失惨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当时，主要是批判“三家村”。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全国公开《五·一六通知》精神。当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消息传到同济，全校哗然。6月2日，部分师生贴出了几百张拥护中央决定、支持聂元梓和质问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当天，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号召集中矛头对准“三家村”，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自此，校园内每天贴出数千张关于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批判“三家村”等方面的大字报。6月9日，校内出现了近千张针对本校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点了117人的名。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随之，上海也决定向高校派工作组，而第一个派工作组的高校就是同济大学。6月13日凌晨，经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授意和策划，同济大学6名中层干部贴出了《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涛揪出来示众——第一张大字报》。当天上午，上海市委所派的以陈琳瑚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同济大学。随即，工作组在“一·二九”田径场与师生见面，宣布暂停王涛的党委书记职务，由党委副书记侯东昇代替，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王涛大会”。此后，集中力量斗王涛。同济大学动乱从此开始。揭发、批判、声讨全面展开。期间，王涛被游街（在校内）和殴打。一个月后，转入“揭各系的盖子”，并冲击了党委副书记侯东昇、唐晓声、刘金鼎及副校长李国豪等人。当时，在工作组和校党委领导下，运动基本上是有组织地进行的。6月28日，学校宣布高教部通知，全国高校一律不放暑假，师生全部回校参加运动。7月初，驻同济大学工作组人数增加为80人，改为工作队。8月6日，经工作队的提议和筹备，学校召开“同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生、职工、教师代表大会”，会议产生了由部分校系领导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此后不久，“大会主席团”在工作队的指导下，作为权力机构领导学校的运动。不仅如此，校工作队还根据市委的意图，提议成立学校临时党委。结果，引起了“支持成立临时党委”和“反对成立临时党委”的大辩论，相持一个多月。后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势所趋，临时党委未能成立。8月8日，同济师生收听了中央领导和上海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当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在电台广播。8月9日，同济大学发生了“八·九”事件。这一天，同济校园人山人海，南楼、北楼、图书馆、文远楼、新饭厅前等凡有空场的地方都在揪斗所谓“牛鬼蛇神”。该日，被揪斗、挂牌、游街的干部和教职工达100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戴了高帽。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22日，同济师生员工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不久学校有组织的成立了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大队部。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破四旧、立四新”的宣传活动，并在校内外对本校部分干部和教师进行多次抄家。所抄之物有金、银、首饰、现金、外币、手表、照相机、家具、衣服等。与此同时，红卫兵在校内继续开展大鸣大放、张贴大字报，对“牛鬼蛇神”进行批斗。8月27日，工作队全部撤离。29日起，大量外地学生来校“串联”。当时，学校秩序很乱。造反派自行其是，外地“串联”学生也参与其中。一时间大字报、大辩论随处可见，大批干部被批斗。附中5位干部、教师被罚跪和抽打，校长叶懋英等两位女教师被剪了头发。不久，叶被迫害致死。9月1日，同济第一批学生赴京“串联”。此后，全校绝大部分学生陆续赴京及到外地“串联”。广大教师则投入接待外地师生的工作。9月下旬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返校。教工和学生纷纷自发成立“造反派”组织。“见了世面”的红卫兵，纷纷开会交流和用大字报宣传北京及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们继续批斗王涛、侯东昇、刘金鼎、李国豪等人。此时，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状态，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10月中旬由于北京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济也猛攻“资反路线”。“誓师会”、大字报、大辩论铺天盖地，打、砸、抢、抄活动又有发展。据统计，近300家被抄，其中高级知识分子78家。大批私人的书籍、信件、日记、字画、照片、文物等物被抄走。此时，同济的群众组织发生分化。系、班之间进行广泛的串联，那些观点一致的，打破班级、年级的界限成立了许多全校性造反派组织。10月13日，“红旗战斗团”成立，他们赞同成立“临时党委”，肯定陈琳瑚为首的工作队所执行的路线。10月15日，红卫兵组织“遵义公社”、“八一公社”、“先锋公社”、“卫红公社”、“东风公社”、“风雷公社”及“东方红”、“长征”、“主沉浮”、“前哨”等几十个战斗队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兵团”。他们的观点与“红旗战斗团”截然相反。其组织原则是：班成立战斗队，系成立公社，不准跨班跨系成立组织。“东方红兵团”成立当天，千余人徒步游行到市委，要求工作队立即返校检查。几天后，工作队队长陈琳瑚回校作了检查。10月19日，学校传达市委通知：“上海的县以上各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半工半读学校的党委、总支、支部不再领导文化大革命。”10月24日，“东方红兵团”抢占了学校广播台，第二天，宣布解散“大会主席团”。12月9日，“红旗战斗团”自行宣布解散，其成员大多加入“东方红兵团”。自此，“东方红兵团”主宰着同济大学初期的运动。1966年12月上旬，城市建设系三年级学生陈敢峰被确定为“东方红兵团”第三任总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东方红兵团”干尽了坏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办起了《东方红报》，在校内外每期散发几万至20万份，一年8个月后停刊，共出144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即全国夺权。首先，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以陈敢峰为首的“东方红兵团”充当了“一月风暴”的急先锋。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市里造反派夺《解放日报》权、夺市委权等的夺权活动，利用集会和在全市宣传等形式，表示坚决拥护张春桥、姚文元，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中央文革”。另一方面，在校内大肆夺权。3月18日起，他们在校内展开了全面夺权。4月初，上海警备区派出由108人组成的军训团进驻同济大学。进校后，军训团一面组织全校学生进行军训，一面参与领导学校运动，维护学校秩序。6月1日，“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简称“校革会”）成立，陈敢峰为主任委员。这是上海高校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姚文元等市革会成员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庆祝大会，姚文元讲了话，6月2日，《文汇报》发表社论《上海高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祝贺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校革会”由45人组成，其中学生25名，教职员工10名，干部10名（缺5名）。当天，革委会发出通告，宣布自1967年6月1日起，“同济大学的党、政、财、文各项大权归‘同济大学革委会’”。此后不久，各系及后勤、科研系统也相继成立革委会。至此，原来的教学、科研机构被砸烂，基本理论被全部否定。全校教学和科研活动几乎全部停止。校革委会成立后，学校由革委会和“东方红兵团”共掌大权。“东方红兵团”总负责人陈敢峰为校革委会主任，并任市革会副主任。后又被突击发展入党，成为中共“九大”候补委员。所以，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学校实际大权主要由“东方红兵团”和陈敢峰掌握。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是同济受灾最为严重的时期。7月初，毛泽东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7月9日，校、系、专业分别成立“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9月“校革会”和“东方红兵团”总部两次联合发出通告，要求学生火速回校。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29日，中央批准广播同济大学关于“复课闹革命”的调查报告。所谓“复课闹革命”，其实质仍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时学校主要是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1967年11月初，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校革会”扬言“刮十二级台风”，斗争所谓“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阶级敌人”。“清队”运动经历了发动、揭发、内查外调、定案、复查等几个阶段。时间两年多，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这项工作，开始由“校革会”和“东方红兵团”负责。1968年1月2日，陈敢峰作《清理干部、教师队伍》的动员报告。1月17日成立校专案组。随即进行群众性的“大忆、大议、大查和大揭”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违法手段获取所谓证据，并大搞刑讯逼供。“造反派”在西北一楼、学五楼和大礼堂等处私设刑讯室和牢房，很多人被毒打。夜晚，时常从这里传出惨叫声。白色恐怖笼罩同济。11月7日，地下系党总支书记孙辛三被非法隔离，随后被用“温火烤田鸡”的办法，遭到“断饭”、“吊打”、“坐钉板”等刑罚，终于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由33人组成的“同济大学现行军统特务组织”。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蒋梯云，数理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翁智远，地下系党支部书记赵振寰等一大批校内外干部受到了迫害，许多同志遭受毒打。1968年1月，数理系讲师毛善培等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随之毛善培等被逮捕。截至1968年2月，全校417人被隔离审查，其中被打成“走资派”的28人，“反动学术权威”的12人，“叛徒”和“特务”的94人，“历史反革命”的59人，“现行反革命”的66人。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被隔离审查和变相隔离审查的比例最高，校级和中层干部为81.5%，高级知识分子为90％。1968年6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同济大学揪所谓“地下黑司令部”的情况。10日，“校革会”在总结“清队”工作时认定，同济历史悠久，“必有帝修反的代理人”隐藏下来，决定“大查敌情”，“狠斗敌人”。随即，“校革会”成立“清队办公室”。6月11日，李国豪被非法隔离。1967年3月至1968年9月，蒋梯云、建材系硅酸盐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陈浩煊及“小爬虫”（学生）等15人被迫害致死。林彪、“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残酷迫害原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在同济建立“02”专案，对解放前同济大学地下党党员进行审查，并向本市及外地广泛散发有关同济地下党的材料。污蔑“同济地下党与国民党是两块牌子，一个内容”，中共党员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甚至把地下党的一些外围组织也打成“特务组织”。因此，同济“清队办公室”成立“地下党调查组”，对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进行清查。这一冤案使分布全国各地的很多原同济地下党同志遭受迫害，并株连他们的家属和当年的积极分子，有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许多同志遭受严重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在“清队”初期，“造反派”还强行扣除了审查对象和高工资者的部分工资，由财务科按户存入银行，共264人43万余元，其中，高级知识分子76人，共扣工资20多万元。同时，还对100多名批斗对象进行“房改”。这些干部和教师全家被从大房子里赶出来，住进小房子或与他人（大多是工人）合住，受尽拥挤、争吵、窘迫之苦。1968年8月26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共350人）进驻学校。不久，学校组成了由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班子（简称“工军革”），全面领导学校工作。校部成立四组一室，即组织组、政宣组、教育革命组、武装保卫组和办公室。工、军宣队进校后，学校秩序有所稳定。“清队”继续进行，但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政策。首先，“工军革”经过2个多月的内查外调，推翻了所谓“现行军统特务组织”案。其次，根据上级的要求，对417名审查对象多次审查、复查。1970年2月确定：“现行反革命”判刑6人，戴帽1人，拘留1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的22人，属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的382人，继续审查5人。1969年上半年，学校落实中央和上海的有关政策，给一部分人发还了抄家物资。1969年6月，对扣发工资问题作出了处理，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教职工（不包括高级知识分子）照发原工资；不久，对以前扣发的工资也退还了本人。翌年4月，落实高知政策，但只补发一小部分工资，大部分上缴。由于“清队”总的政策并没有变，许多教师干部继续遭受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1969年7月23日，校党委副书记刘金鼎被拉出去游斗，致使右眼被打瞎。1970年8月，学校成立“财产清理小组”。8月27日，全校统一行动，对学校的家具、设备进行清点登记。运动对学校造成极大的破坏。600多间宿舍里的灯泡全被损坏或拧走；部分门锁被拆，部分书架、床板、绘图板被做成私人木箱；校产、设备长期无人管理，部分被人挪用，部分损坏。“整党”与“清队”同时开始，交叉进行，历时两年多。起初，“整党”工作由“校革会”负责，而当时身为“校革会”主任的陈敢峰还不是党员。1968年3月6日，经上海市革委会批准，成立了“中共同济大学核心小组”，这是市革委会批准的第一个高校党的“核心小组”。此后“整党”由“校革会”和“核心小组”共同负责。“整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批判刘少奇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进行“斗私批修”，在思想上“吐故纳新”。第二阶段是清理党员队伍，全校700多名党员在“清队”中有110人受到审查。1971年2月确定，20名党员受党纪处理，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5人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第三阶段，是建立党的组织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1年2月党的基层组织全部建立，92.4％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但62名党员则被无端停止或暂缓过组织生活。在“整党”、“清队”的基础上，1970年2月，学校根据中共中央的布置，开始进行“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简“一打三反”运动）。大讲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大揭大查学校的所谓“敌情”，结果86人被定为审查对象，其中学生59人，教职工27人。经过一年多的批判、教育和审查，5人被确定为“敌我性质”。1967年5月，“校革会”从三个方面开展了所谓的“教育革命”。(1) 派教改实践队。1967年5月至1971年先后派出46支教改实践队分赴7个省市100多个单位和部门进行社会调查，探索“办学方向”。1243人参加了实践队，其中学生723人，教师434人，工军宣队队员71人，职工15人。(2) 成立“五七公社”。1967年夏天，建筑工程系、建筑系和建筑材料系的几十名师生提出了由学校、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三结合办学的设想。8月中旬，“校革会”向市革会提交了建立“三结合”教改试点的报告。这一教改方案片面地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讲基础理论和课堂教学，把阶级斗争、大批判作为主课，依靠工人教员，排斥知识分子，试图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单位又是施工单位又是设计部门的学校。10月9日，经市革会批准，同济七八十名师生与市建二公司205工程队、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部分设计人员正式成立了“五七公社”。当时，这一方案正好迎合了“文化大革命”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育，改革所谓“旧的教育制度”的“左”的错误。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即“五七公社”的教改方案）。几天后，“五七公社”中同济师生增加到200多人，施工单位增加到6个工程队，设计院也增加了设计人员。半年后达1200多人。很快，同济“五七公社”成了全国教育革命的“试点”，全国各地几十所高校来校“学习参观”。1969年7月，经上级批准“五七公社”招收28名工农学员，开办了工农试点班。1969年9月，“五七公社”迁到皖南山区，把学校办到工地上，大搞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系统的基础理论教学被否定。1970年5月，市革会批准“五七公社”与上海市建工局二公司合并，实现一元化领导；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211名，设房屋建筑专业。在体制上，“五七公社”实际上是学校的一个系，当时实行军事编制，按专业设专业连队，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教学体制。在教学组织方面废除教研室，建立由工人、师生代表和设计人员组成的三结合教师队伍。1971年，学校取消原建工、建筑两系建制，将两系在校教师全部编入“五七公社”；同年10月，“五七公社”迁回上海。“五七公社”成立不久就被四人帮所利用，在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从1968年7月起，“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的需要，看中了“五七公社”。“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通过接见、开会、听汇报、作指示、批文件、组织文章等多种途径直接插手“五七公社”。姚文元还多次亲自审阅“五七公社”的《情况汇报》，修改关于“五七公社”的文章。同时，他们利用报纸、会议大肆宣传、推广“五七公社”的所谓经验。后来，“四人帮”及其余党直接利用“五七公社”，为其篡党夺权服务。他们利用“五七公社”的所谓“经验”反对周恩来关于加强“三基”的指示，批判邓小平，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利用“五七公社”，与清华“朝农”南北呼应，推行极“左”路线的窗口，“同17年对着干”。不仅如此，9年里，《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发表了由“四人帮”及其余党直接组织和审定的及“五七公社”自己撰写的文章100多篇。“五七公社”给全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破坏。同时，直接地搞乱了同济的教学体制和教学秩序，严重地损害了同济的形象。(3) 进行所谓“教学体制和专业设置改革”，实为砸烂专业。1969年，校教育革命组提出了《同济大学教学体制与专业设置改革》的方案，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和修改。1970年9月22日，校“工军革”领导班子对《同济大学教学体制与专业设置改革》（第二稿）进行研究，基本同意该方案，对原专业进行改造，把基础课和专业课混在一起，搞“专业连队”和“厂带专业”的体制，将18个专业改为13个专业。把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工程经济与组织、城市规划4个专业改造为房屋建筑专业；硅酸盐工艺、混凝土及建筑制品专业改造为建筑材料专业；桥梁及隧道专业并入铁路工程专业和道路工程专业；城市建设工程专业停办，随之对人员也进行了大调整。致使学校专业混乱，人心慌乱。1970年10月，市革委会同意同济大学等四所大学招生。11月27日，同济大学第一届916名“工农兵学员”开始报到。12月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新生入学不久，学校按照毛泽东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指示，多次组织师生进行野营拉练。1971年2月5日—3月6日，1200多名师生从上海到安徽贵池（当时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在此），步行1170多华里。当时，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干部下放劳动，师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10月初，毛泽东号召“干部下放劳动”。10月21日，学校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欢送首批干部下放劳动大会”，会上宣布成立“抗大连队”，随即200多名干部赴上海东海农场劳动。1969年11月至1970年初，200余名干部和教师被迫“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到黑龙江、吉林、南京梅山和本市工厂或中小学工作，党政关系随之转出。后来虽落实政策，但仍有少数人没能回校。1970年6月初，学校在安徽歙县红卫农场（原劳改农场）建起了“五七干校”。开始决定干部教师“一辈子”在干校“干革命”，后来实行“轮训”。在干校实质是劳动改造，期间，不准带书，更不准学外文。“轮训”每年2批。首批200多人，设3个连队。至1975年，有1000多名教师干部在“五七干校”接受了“轮训”。教师和学生还经常下乡进行“三秋”劳动。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全国备战。11月3日，同济2000多名师生员工赴宝山县罗南、刘行两个公社12个大队进行“战备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边组织劳动，边开展大批判。1970年1月29日，学校在罗南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四条汉子及其代理人李国豪大会”。这次劳动整整8个月，至1970年7月3日返校。1971年4月，中共同济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5月，经市革会批准，侯赞民为书记，施国华为副书记。从此，校党委成了学校主要领导机构。10个月后，“工军革”领导班子不再行使权力，“校革会”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新党委成立后，由于中央斗争日益激烈，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学校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中央搞运动。1971年初，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5月起，同济举办党员干部“批陈整风学习班”和召开批判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观”。“批陈整风”运动尚未结束，“批林整风”又开始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10月下旬，校党委举办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央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在同济的阴谋活动。随后，学校组织了先干部后群众的逐级传达和学习，广泛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王维国等人的罪行活动，并联系本校实际揭批了陈敢峰。在进行“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的同时，学校继续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5·16”分子运动，继续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8月，学校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抛出“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讨论中，大家普遍感到“不理解”、“想不通”。工农兵学员实行“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学生一面大批判，一面开门办学。学校不重视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而是一味强调以社会为课堂。因而，学校在上海和全国很多地方广泛联系“教学基地”，大搞“厂校挂钩”。“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3年3月，邓小平被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此，国家有些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转机。在此形势下，同济在清队定案复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抓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均有进展。1971年11月，陈敢峰被停职审查。一年后，侯赞民任“校革会”主任，施国华任校党委书记。1972年9月，经市革会批复同意，王涛获得解放。1972年11月，李国豪、翁智远到北京参加中国力学学会召开的座谈会。回校后，他们向各教研室负责人和力学教师，传达周总理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以及周恩来两年多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9次谈话（后被学校制止），与会者深受感动。学校还抓了教学科研设备的更新、添置，教师队伍的补充、教研室的建立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及长期无人管理，教学科研设备损坏严重，实验室无法适应科技形势的发展。为此，学校通过申请调拨或申请经费等途径，添置了一些设备。1972年10月经市革会文教组同意建造化学实验室，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经费27万元，部分材料由市高教局调拨。1972年起，学校开始接受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的科研任务和科研经费。1972年，学校成立了水暖工程系，同年，市革会决定将华师大海洋地质专业迁入同济大学。1973年5月，学校将建筑机电设备系与工程机械系合并成立机电系，7月增设了海洋物探专业。6月，上海市委为加强高校铁路专业的建设，批准同济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入上海铁道学院。在学生管理方面，学校开始抓制度建设。1973年9月，学校制定了《同济大学学员学习纪律暂行规定》。1973年9月，全国“批林整风”运动变为“批林批孔”，并大搞“儒法斗争”。“四人帮”借机搞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来）”。1974年1月，学校组织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学习《北京日报》发表的《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等文章。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校根据中央的要求，联系本校实际，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学习讨论，召开党委扩大会揭露领导班子的问题，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组织“理论小组”（109个），并以座谈会、学习班、大字报等形式开展有关活动。同时，学校的教学、科研等项工作又一次受到冲击。基础理论教育被批判，随之全部停止，结构理论研究所也被解散。1973年11月，学校根据市革会徐景贤等人关于“刘丽华谈话”的指示，大批“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并从11月22日开始，全校层层发动，揭露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1974年1月初，学校根据市革会文教组和市教育局的指示，突然组织全校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其中有以幼儿歌曲为内容来进行考试，考不出就是“无知”。妄图以此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此举遭到普遍不满。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即全国开始整顿。同时，“四人帮”则加快了篡党夺权的进程。因此，中央的斗争日益激烈，全国的形势反反复复。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随之，全校开展“学理论”运动。学校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讲话，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张春桥组织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33条，批判“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7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由41人组成，施国华任主任。8月，“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议论，又掀起了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9月2日起，学校开始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指示和《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文章，并以讨论会、批判会、黑板报、大字报等形式开展评《水浒》活动。从“批林批孔”开始，同济大学在紧跟中央搞运动的同时，一面继续在“左”的错误路线的统治之下开展工作，一面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和抓“整顿”的精神。1975年学校以“海洋物理勘探专业”和地下建筑工程系的“海洋地质专业”为基础，成立了海洋地质系。此时，学校有7系1部，即：“五七公社”、地下建筑工程系、水暖工程系、建筑材料系、路桥工程系、机电系、海洋地质工程系和基础部。1974年9月10日，学校接受的5名外国留学生到校。1975年，学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同年11月中旬，学校召开“科研生产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对已完成的157项科研项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扬。1975年11月，全国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1975年12月1日，学校召开党委、“校革会”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和市革会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要求，第二天逐级传达到群众。随后学校利用大会小会、学习班、大字报等方式，学习中央文件，大批所谓“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12日学校召开全校大会，批判科技界的所谓“奇谈怪论”及“三项指示为纲”。当时，《文汇报》连续发表了14篇同济大学批判“奇谈怪论”和“右倾翻案风”的文章。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整个同济校园沉浸在极度悲痛和忧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