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喜讯传来，同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举行集会、游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从此，“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即，同济大学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起初，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声讨和揭发、批判“四人帮”及上海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学校工宣队及“校革会”、校党委领导作检查；1977年1月底，广大师生对学校三个月来运动冷冷清清的状况很不满意，要求市里派人来领导运动。不久，经中央工作组研究和市委同意，调黄耕夫（曾任上海机械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培炎（“文化大革命”前任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来同济参加党委领导，张培炎协助黄耕夫一起分管运动。3月3日，校党委成立运动办公室，根据市委指示，唐晓声参加运动办公室的领导工作。3月中旬，各系也成立了领导运动的班子。此后，在校运动办公室的领导下，学校落实中央“抓纲治国”的决策，开展了“学、揭、批、查”运动。一方面继续传达中共中央发出的《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罪证》等文件，在全校范围内，以大、中、小会议的不同形式，继续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7月20日，4000多名师生员工举行“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徐景贤、朱永嘉在会上接受批判；另一方面联系本校实际，通过党委常委会的思想交锋，党委扩大会的揭发、批判，集中解决了党委几位领导人推行“四人帮”和上海余党错误路线的问题。1977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对党委副书记施瑞敏采取了不参加党委领导的组织措施；10月，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对党委副书记王开才、郑世谊分别采取了离职审查、隔离审查措施。同月，市委常委组建了同济大学新的领导班子。决定黄耕夫（北京中国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原上海机械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任党委书记，李国豪（同济毕业、留德博士、一级教授、科学院院士，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任革委会主任，免去施国华校党委书记和“校革会”主任职务。同时，党委召开扩大会，结合本校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组织路线，重点揭发批判了“工宣队”自成体系、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以及对各级党组织干部实行大换班的严重问题。1976年12月，学校成立重新处理案件的7人工作组，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案件予以重新处理，至1977年底，基本查清了同济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近一年中，对“文化大革命”中267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内查外调。1977年8月15日，根据市委文件精神，84名“工宣队”撤离同济。当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1978年初，校党委和上钢五厂党委共同成立了陈敢峰问题专案组。两家共同组织了对陈敢峰反革命罪行的揭发、声讨。同济大学党委多次动员、发动群众清算陈敢峰罪行。广大干部、群众纷纷响应，通过多种形式揭罪行，肃流毒。5月26日，学校召开第一次揭批陈敢峰罪行大会，上钢五厂、复旦大学等30多个有关单位的部分人员和原同济附中全体教职工与会一起声讨陈敢峰的反革命罪行。后陈敢峰被判8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学校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1977年6月，学校组织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对科技工作的指示和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广大师生感慨万分。11月，学校传达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推翻“两个估计”，肯定解放后17年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讲话，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此后，全校上下结合学习教育部《教育战线的一场论战》一文，联系实际，对“两个估计”及“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进行群众性的大批判。1977年下半年，国家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工业与民用建筑等16个本科专业招收本科生1153人。9月，在17个专业的29个方向共招收70名研究生。12月，学校恢复结构理论研究室，并扩大为结构理论研究所。之后，经教育部批准成立或恢复了道路与交通研究所、声学研究室、建筑材料研究室、环境治理研究室、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室等研究机构。1977年10月校新领导班子建立后，学校立即恢复设立了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保卫部、武装部、校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外事办公室、后勤处、生产设备处。当年下半年起，学校召开“抓纲治校、整顿校纪校风大会”，揭发“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行；积极恢复学校教学、行政工作秩序，整顿校风校纪，恢复正常的表彰制度。1977年11月，被“四人帮”树为全国教育革命典型的“五七公社”，经教育部同意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予以撤销，恢复建筑系、建筑工程系和有关学科的教研室建制。1978年初，将投资120多万元的“五七干校”移交给安徽徽州地委，农机设备移交奉贤干校，家具交上海三线基地，学员全部撤回。“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学校师资队伍出现严重青黄不接的状况。为改变这种状况，1977年，学校制订了《同济大学师资培养初步规则》，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这在同济大学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1月开始，校党委根据市委的部署，对全校421个复查对象、“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及19名非正常死亡师生等问题进行认真复查。12月9日，全校召开揭发、控诉“四人帮”法西斯暴行大会。4位受害者及其家属到会声泪俱下地对“四人帮”及其“打、砸、抢”者进行了控诉。翌年4月，学校揭发出原地下工程系学生钟贞华、徐锡森等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所谓“33人特务集团”冤案的严重罪行。不久，钟、徐两人被带回学校审查，学校结合此冤案，再次召开揭批“四人帮”法西斯暴行大会，为受迫害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后钟贞华被依法逮捕。1978年1月29日，学校召开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30周年大会，多名在“文化大革命”、“清队”时受迫害的原地下党党员被请上了主席台。同年1月，上海市教卫办批复，同意增补“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的李国豪、翁智远为校党委委员；恢复建立了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李国豪任主任委员，杨钦、翁智远为副主任委员；同时，各系也建立了学术小组。1978年5月18日，学校为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蒋梯云同志举行追悼大会。9月16日，学校为李国豪平反，恢复名誉。党委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几年中共查案651件，其中，落实中央《关于过去纯属反对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案件应予重新处理的意见》的10人，群众案件114人，干部、党员443人。通过复查，对这些错案都予纠正，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1978年11月，校党委传达贯彻《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实施方案》的中央55号文件，通过《关于我校原党委书记、校长薛尚实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实施方案》，为薛尚实平反昭雪。不久，学校为薛尚实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决定改正刘准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并确定刘准为校级干部，分管学校行政工作。至此，原被错划的237名“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1978年，国家恢复校长建制。7月，上海市委常委决定，黄耕夫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李国豪任校长；同时，市委常委调整充实了同济大学的领导班子。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济大学李国豪、翁智远、王开发、冯纪忠参加了会议，同济30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5月，黄耕夫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后，李国豪、黄耕夫传达两次会议情况及邓小平关于“我国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讲话。同济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深受鼓舞。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鼓舞下，校、系、所、室普遍开展学术活动。撰写学术论文、学术报告；翻译国外科技资料、专著；承担全国性、地区性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派出大批教师和科研人员出席有关学术会议。“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同济大学学报》正式复刊。这一时期，学校有500余名教师参加教育部等六部委委托的1978—1980年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激发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使同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步得到恢复，校纪校风有了很大好转。但当时，“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阻碍着学校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此，同济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0月7—10日，校党委连续用4天时间，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组织党委领导成员、各党总支书记、部处负责人及马列主义教研室部分教师进行学习讨论。后来，党委还举办了中层以上干部“真理标准”补课学习班。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三中全会的决策和此后党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同济大学新一轮的发展提供决定性的条件和机遇。1978年12月30日，市教卫办白彦等3人到同济大学检查验收清查工作，认为同济的清查工作可告一段落，同意同济党委下月召开平反冤假错案大会，宣布运动结束。1979年1月5日，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汇报清查情况，宣布学校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胜利完成，将学校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随即，运动办公室撤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同济与德国的历史渊源及同济在德国的影响，德国科教界人士来同济访问日益增多。1978年9、10月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接待联邦德国外宾时，都谈及同济大学对德联系及恢复德语教学传统的问题。同时，李国豪校长上任后，决心恢复同济大学注重实际、严谨求实及与德国保持联系的传统，于是提出了恢复同济大学德语教学传统和恢复为综合性大学的设想。后来，这一设想成了学校党政的共识，形成了“两个转变”，即向恢复对德联系和德语教学传统转变、由土木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向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的办学方针。11月初，同济大学向教育部呈送了《关于恢复用德语教学传统的请示报告》。11月16日，方毅副总理在同济大学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刘西尧同志研办，此事我已面告过，应抓紧进行。德方也愿意同我合作，大力支持”。随即，校党委根据方毅的指示精神，提出了“与西德建立联系，将我校建成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的方案。11月22日、12月6日，翁智远副校长等两次专程向教育部作了汇报。12月21日，同济大学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教育部呈送了《关于与西德建立联系将我校建成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的报告》，12月28日，市教卫办主任王一平批示“同意”。1979年1月，邓小平、方毅、余秋里、耿飚、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8位副总理批示同意了1月26日教育部给国务院《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报告》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同济大学拟参照西德大学的系科设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增设新专业，特别是理、工科中的新技术和德语专业，如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工程力学、计算机技术、热质传递与流体力学、信息专业等，逐步将同济大学办成具有特色的多科性的理工科大学。”在中央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济大学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学校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开始了恢复德语教学传统、由单一的土建类工科大学向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的转变，进入了同济大学新的发展时期。首先，学校决定尽快与西德建立联系。同济大学对外交往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早在1978年9月23日，学校就向教育部提出了《关于组织赴西德教育考案报告》的申请。10月13日，西德洪堡基金会邀请校长李国豪访问西德。于是，学校向教育部提出申请。12月下旬，国务院批准李国豪访德。1979年3月14日，李国豪校长等3人赴德，4月25日回国。期间，他们访问了西德有关政府机构、国家科研促进机构、独立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德方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都表示愿与同济大学加强合作与交流。李国豪校长与波鸿鲁尔大学草签了合作意向书，与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商定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同时，他们对西德的高教、科研的管理有了较多的了解，开阔了眼界。李校长回国后不久，学校在市教育卫生办公室的支持下，根据李校长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建立对德联系机构、建立联邦德国科技教育情报研究室、在外语系成立对外汉语教学部、尽快落实外籍专家宿舍等问题的决定。1979年7月25日，方毅副总理来校视察，一再谈到同济要进行两个转变，他说：“我们下决心要同济大学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传统，建成一所理工科大学。光土木建筑太单调，要办理科，理工分开不合适。”方副总理的讲话进一步指明了同济大学实行“两个转变”的方向，增强全校上下实行“两个转变”的决心。从1979年初开始，学校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师生学习德语。至1979年10月，开办了51个德语班，1500多名教师、学生、干部、职工参加了学习。还有一些教师或随学生德语班上课，或组织起来收听德语教学录音进行自学。全校掀起了学习德语的热潮。同时，同济大学于1979年1月，建立了外语系，并在该系设立了德语教研室、德文资料编译室；2月，开办了德语强化班并在全校开展广播德语教学。1979年3月，学校受教育部委托，承办留德大学生预备班。1980年2月，学校成立留德预备部，专门为国家培训去德国学习的大学生。1980年5月，100名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结业。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解放后第一批国家派遣的留德大学生。至1984年11月，已输送3届本科留德预备生287名赴德深造，并招收了3届留德预备研究生220名。这些学生成绩优异，深受德国专家的赞誉。此外，学校还招收科技德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办科技德语进修班。此时，同济大学已成为国内科技德语的最大培训基地。1979年，学校为当年入学的9个专业的500多名新生开设德语课，又从校内1977、1978两年入学的学生中，抽调了200人学习1年德语。1980年，学校在近一半专业中恢复德语为第一外语，同时重视英、日、俄语的教学。1980年1月，经中央批准，王零（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代理书记、第二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学校加快了建立理、工、德语等学科的步伐。1979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增设应用数学、应用物理、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热能动力机械、海洋石油建筑工程、管理工程、园林绿化、德语等8个专业。后来又增设了科技德语、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和环境监测等专业。至1983年底，学校除新成立了外语系、留德预备部外，又新成立了结构理论研究所、管理工程系、测量系、高教研究所、计算中心、化学系；另一方面，学校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系科的基础上恢复、改建和充实成立了机械工程系、电气工程系、建筑材料工程系、物理系、数学力学系、环境工程系、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系、结构工程系、道路与交通工程系。1982年2月，学校分别向上海市卫生局、教育局提出“开设医疗系”的请示，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同时，校长李国豪也分别给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教育部前部长蒋南翔去信，他们也表示赞成。1982年3月29日，卫生部教育局给同济复函，称“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待“开办条件成熟以后再办”。为此，同济在人力、物力、师资等方面进行了一番积极的筹备。9月，学校又请示教育部，终因卫生部有不同看法等主客观原因，同济开设医疗系这一具有远见的办学思想和举措没能获得批准。“文化大革命”中师资队伍破坏严重。为此，学校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实现“两个转变”关键环节来抓。1978年，学校成立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副校长、人事处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组成的师资领导小组。学校采取脱产进修、在职进修、以老带新、以任务带进修，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加速师资培养。当时，学校领导常常亲自出马，到教育部争取人才，到处挖掘人才。1979年，学校派出项海帆等一大批教师到西德、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国作访问学者或进修、考察；派出了近百名教师到兄弟院校进修。在校内，学校重点从外语、电算、数理化基础、专业等4个方面组织有关教师进修，当年，仅进修外语的就有1200多人。1979年还从校外调进教师70多名，充实了新建专业的教研室。后又陆续选派了100多名教师至德国进修、学习。至1984年10月，学校共聘请136名西德专家来校授课；邀请了美、日、德、加拿大等8个国家203专家来校短期讲学；德语教师从1979年初的3人，1981年底增至40多人。同时，学校制订教师培养计划和措施。要求教研室、研究室给每个教师明确进修方向，订出进修计划。为老教师配助手。保证教师有5/6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1982年，学校实行有经验的教师多承担教学任务的措施，建立健全考核、考勤、提职等多种规章制度。当时，教研室还是苏联模式，人员太多。1981年，经李国豪校长建议，学校实行人才流动、优胜劣汰的方法，在教研室中选择部分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的人员组成教学、科研小组，每组六七个人，其余的在系、校分流。80年代初，在上海高校中，同济第一个在已过退休年龄的老教授、老讲师中落实退休制度。当时，这项工作反响大，阻力大，争论大。结果，学校还是为30多人办了退休手续。1979年，李校长访问德国后，同济与德国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1979年6月，西德科技部长霍夫来访，与学校商定，由联邦德国赠送一个实验室、德国大众基金会资助100余万马克、以德国大物理学家波耳的名字命名，建立波耳固体物理研究室，波耳学生、同济物理系教师王福山任主任。1979年秋天，联邦德国的波鸿鲁尔大学和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联合派出代表团访问同济大学，正式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此后，联邦德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业界等方面的领导机关和基金会、著名专家学者及国家领导人相继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或访问。1980年，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兼经济部长，文教副部长，组织黑森州工业界100多个单位成立了以“加深同济大学与德国科技界的联系，促进德中两国人民友好”为宗旨的“同济之友协会”。1982年3月，为表彰李国豪为发展中德文化学术交流，加强同济大学对德联系所做的贡献，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马立华代表歌德学院授予李国豪“歌德奖章”。1982年10月，联邦德国总统卡斯藤斯来校访问，标志着同济大学的对德联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同济也积极开展了与美、日、英等国的交流和合作。仅1982年就有23个国家139批514人次来校访问、讲学及作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学校全面制订新的教学计划，组织力量重新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研究生教育进入了发展时期。学校对研究生教育进行大胆改革：严格审批导师资格，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修订培养方案，拓宽专业面，加强研究和实践能力培养；适应生产建设需要，发展应用型硕士研究生。198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同济大学5个学科专业获准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冯纪忠、朱伯龙、孙钧、李国豪、杨钦、黄蕴元等6人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6个学科、专业获准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当年，同济大学招收博士生，开创了同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历史。1982年2月，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函授教育得以恢复和发展。1978年恢复招生，1979年招生地区恢复到华东六省一市。1980年成立业余教育处。1983年招生专业由“文化大革命”前的4个发展到9个，学生数达到3366人。当年，还设立了夜大学。1984年7月,学校举行仪式为64名函授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函授生获学士学位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国家教育部专门发来贺电。科技工作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自1979年起，学校先后颁布了《科学研究管理工作实践细则》、《科学研究工作技术责任制》、《科学研究成果鉴定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1979年，针对本校高级职称教师队伍严重老化的状况，培养接班人已刻不容缓，学校决定，以学术带头人的姓名命名建立7个高、中、初结合的精干科研班子；1982年6月，又建立了10个；1984年7月再建立了2个，共19个。这些班子由学术带头人全权负责科研班子工作。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也承担一部分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这一措施，使老专家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中、初级职称的教师得到有计划培养，在稳定科研方向、形成学科优势、促进专业建设、培养新的学术带头人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些班子所在的学科都有了博士点。1980年，学校对科研项目实行校、系、室三级管理。同时，学校建立了科研成果奖励制度；重视扶植机、电类学科和应用理科的发展，据1979—1982年4月统计，这两类学科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和科研论文逐年上升。1983年3月，学校受上海市政府委托，成立了跨系、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上海市建设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积极参与地方的发展决策咨询工作。这一阶段，科技工作在恢复中逐步有所发展，科研经费增长8.45倍，科研成果增长3.12倍，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5项，国家级奖9项。学校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学校加快了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步伐。至1979年2月，学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先后改正了两批共160名错划“右派”。不久，其余60多人也全部摘帽、平反。1979年5月，刘准被批准任同济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1980年9月23日，党委作出《关于同济大学地下党的复查决定》，为同济大学地下党组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3月1日，党委作出《关于清查打、砸、抢的补课工作小结》，对本校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22人（包括校领导在内）的案情，逐个进行清查，并登记归档，对影响大、后果严重的“集团性专案”均进行了清查。1978年，恢复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先后于1978年4月和1979年2月两次确定与提升教师职称，后转为经常性的工作。至1984年底，学校为1473名教师确定或提升了职称，大大地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同时，一大批教学、科研骨干被提拔到校、系、教研室领导岗位。一大批教师在学校的支持下当选为全国、上海市、杨浦区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领导人。学校努力改善教师生活条件，特别强调关心中年知识分子，多次开会研究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至1982年9月，学校调整、扩大了46%高、中级知识分子的住房。教学设施方面。在十年浩劫中，同济的教学设施遭到了极严其重的破坏。以实验室为例，全校20多个实验室，绝大多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许多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文化大革命”后，学校一方面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另一方面逐步增加资金投入，在不长的时间里更新或增添了包括引进大型模拟地震振动台，新建具有Siemens7536计算机在内的计算中心，扩建了图书馆，成立了出版社、印刷厂等。与此同时，全校各项工作都在改革之中。总务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学校根据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全面调整了机构与干部队伍。对全校各单位进行了定编。制定并执行了教师工作规范和岗位责任制，对全校干部进行了自下而上的严格的考核。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12月，学校成立了整党办公室。作为教卫系统第一批整党单位，1984年6月15日同济大学整党工作正式开始。经学习、对照检查、组织处理与登记等阶段，于翌年4月中旬基本结束。整党中7人受纪律处分。1984年初，教育部党组决定调整同济党政领导班子。其间，学校在上海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路线推选校级领导干部，1100多党员、党外讲师和副处长以上干部提名推荐222人，其中，刚任副校长的江景波得票（935票）最多。2月18日，国务院任命，李国豪任同济大学名誉校长，江景波（大夏大学毕业，同济大学副教授、副校长）任同济大学校长。教育部党组对同济党政领导班子作了大的调整，原12人只留3人，其余都退下来，并新提升3人。4月24日，教育部党组决定，张纪衡（同济毕业，同济大学副教授、组织部副部长）任党委书记。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大好形势的激励下，同济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学校刚开始试行校长负责制。学校颁布了《同济大学校长负责制暂行工作条例》，规定“校长有决策权、任免权、奖惩权”，党委“对学校工作发挥监督保证作用”。与此相适应，在各系实行系主任负责制。1984年12月7日，在学校第三次教代会预备会上，江景波校长从“办学指导思想”、“发展规模”、“教学及科研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师资队伍建设”5个方面提出了《同济大学的现状与改革设想》，第一次系统地确定了学校的发展规划，提出了“从现在起到1990年，努力把我校办成国内第一流的具有一定国际威望的以理工科为主，兼有管、文的多科性大学”，“今后发展目标是，适当发展数量，努力提高质量”。《同济大学的现状与改革设想》明确提出了学校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统一了全校前进的步伐。1985年1月，第三次教代会一致通过此报告。会后，学校形成了《同济大学改革与设想》文件下发，要求各单位贯彻执行。1985年5月，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济的改革又逢春雨。学校根据《决定》精神对《同济大学改革与设想》作了补充修改。一年后，《同济大学改革与设想》成了《同济大学七五规划》的基本内容。所以，同济大学从1985年开始就以《同济大学改革与设想》的思想和措施，开展各项工作。1985年初，学校展开了比较系统的教学改革。1985年1月，学生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提出1400多条改革意见，其中78%是有关教改的意见。学校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同济大学教学改革措施15条》。其主要内容有，改进招生工作、全面修订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方法、设立尖子班、实行前期考试等。后学校又两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根据学生意见提出了：压缩课时给学生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扩大奖学金面，鼓励有经验的教师上大课，选择优秀学生因材施教等教改措施。1985年，学校设立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优秀成果奖”，每年评审一次。1986年，在调查了毕业生情况以后，又制定了《同济大学教学改革措施17条》，提出实行有指导的计划学分制。自1985年起，学校决定每两年进行一轮教学改革。1985—1991年共进行了4轮。主要内容有：招生试行保送制度，教师挂牌上选修课，试行教师聘任制；在招生中实行委托培养制度，增加选修课比重，在全校学生中推行主辅修制度，拓宽学生知识面，设立“课程改革与建设基金”，每年拨10万元支持课程建设；实施“按系招生、分类培养、淡化专业、按需定向”的16字方针；1990年12月起，开展“优良学风班”、“优良教学状态系”、“为教学服务优秀单位”创建评选活动，以优化教学环境，创建优良的学风、教风、管风（简称“三风”），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1984—1985年，学校新建、扩建了部分科研机构。在原有环境治理研究室基础上，与国家城乡部环保局合办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室基础上，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把海洋地质研究所扩大为海洋与地质研究所；把应用声学研究室扩大为声学研究所；新建了机械学、暖通、大气污染防治、电气自动化、电子仪表与测量、城市系统工程6个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此后，学校专业设置、学科发展、课程设计都力求适应市场的需要，与国际接轨。学校从侧重专业技术教育向知识、能力、素质教育转变，大幅度压缩专业课时数。增加工科学生人文科学的知识。根据《同济大学改革与设想》的精神，学校注重增加研究生在学生中的比重，扩大研究生招生数。1984年为205人，1985年为329人，增加了60%。至1991年，每年基本保持在300名左右。1985年学校开始接受外国来华硕士研究生。1986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济大学试办研究生院。1988年4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学校建立建筑学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89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同济大学9个一级学科15个专业有自审硕士学位授予权。1990年经批准新增4个博士点、20个硕士点。1991年，经国家科委批准，新设了海洋科学和铁路、公路、水运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与此同时，学校增添了新的专业，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院、系、所。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函授学院、经济信息系、声学研究所。1985年成立社会科学系、德国问题研究所。1986年，学校成立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筹）、城市规划系、德语系；1987年成立结构工程学院、机械学院（下设机械工程系、热能工程系）、桥梁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1988年成立环境工程学院；1990年10月成立波耳固体物理研究所；1991年成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为了上海汽车工业的发展，学校于1988年增设机械设计及制造（汽车设计及制造方向）专业，1991年成立汽车工程系。1985年，学校成立联邦德国研究所，这是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联邦德国的学术机构。1986年创办了《联邦德国研究》杂志。1986年，在德语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德语系及科技德语培训中心；同年，开办机械专业和电子专业科技德语研究生班，由中德两国教师执教。至1987年，全校历年掌握德语的理工科大学生已有7000多人。1987年，江景波校长在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说：“同济大学已经发展为以理工科为主，兼有管、文的多科性大学”。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参加了同济80校庆并讲了话。联邦德国科尔总理委派特使携其贺信到会祝贺。当时，同济大学有24个（院）系，43个本专科专业，49个硕士研究生专业，14个博士研究生专业，5个专业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进一步发展文科，学校于1989年成立文科发展委员会，并发布《文科发展委员会工作条例》。1990年5月，学校创办了《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间，学校科研工作迅速发展。1985年4月，学校发出《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知》，并组织专门队伍对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调查表明，这些年，科研工作虽有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宏观部署不够、微观管得过死、基层缺乏活力和学科结构单一等问题。1985年7月，学校根据中央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和学校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同济大学科研改革方案》。1985年12月，学校公布5项科研改革配套办法，即《同济大学科学研究创业基金实施办法》、《同济大学关于科研编制实行流动配备的试行办法》、《同济大学关于科研设备、物资供应及图书管理的若干规定》、《同济大学科技经济合同管理试行办法》、《同济大学科技开发公司（中心）管理暂行办法》。基本思想是：调整学科结构和科研方向；理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关系，建设结构合理的科研细胞组织，在人、财、物的管理上给科研基层“松绑”，给科研基层有较大的自主权；建立奖勤罚懒，实行“多干多支持，少干少支持，不干不支持”的管理体制。为保证完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任务，学校在上海高校中首先对纵向项目按总经费的3%给予提成奖励。在此体制下，科技工作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1985年至1991年底，635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或国内首创。1985—1991年，同济科技工作快速发展。1991年的科技经费为1984年的5.96倍。同济“七五”期间的科技发展是同济历史上发展最快、科研成果最多、水平最高的5年，平均每年获得科研成果91项，比上5年增长71.1%。在上海1987年度科技进步奖中，同济大学获得11项，占上海高校获奖总数的1／6强。1986年9月，学校制定《同济大学学科五年发展规划》，强调传统学科现代化，优势学科派生新的学科分支，相对较弱的学科办出特色。1986年前后，学校先后成立13个横向协作组织，意在承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综合性任务，培育交叉学科生长点。1987年下半年，根据国家教委要求，学校对教委批准的7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进行评估。结果全部合格。对1986年前学校自行建立的10个研究所、室以同样指标进行测算，结果50%符合教委标准。1990年上半年，污染控制和资源化、混凝土材料研究2个国家实验室和城市规划现代化技术国家专业实验室，经世界银行专家组审查通过，并开始筹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图书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9年12月新馆扩建工程竣工，全馆建筑面积共20700平方米，阅览座位1800个；图书经费大幅度增加，1990年馆藏图书150多万册。学校在人事、分配等方面也积极改革。1986年11月，学校决定在干部、职工中试行聘用制。1988年3月，学校决定，进一步放开分配政策，鼓励基层搞活，由统收统包改为少收少支，富裕基层，增强活力；压缩学校提成比例，扩大基层分配自主权，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提高教职工技术服务有偿比例。1990年5月10日，《同济报》全文刊登学校《奖金分配体制改革试行方案》，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其基本思想是取消“大锅饭”。1990年，校务会议批准《同济大学奖金分配体制改革试行方案实施细则》从6月起正式实行。主要做法是，实行教学补贴；实行科研经费提成和成果奖励制度；科技服务实行成本包干酬金制度；管理上实行考核，按考核成绩拉开分配档次。1989年2月，国家教委任命高廷耀（同济大学毕业，同济大学副教授、副校长）为同济大学校长。对德联系进一步发展。学校贯彻“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方针，广交四面朋友，寻求八方支持。1991年1月，名誉校长李国豪和校长高廷耀访问德国，将对德联系推向新的高度。在加强对德联系的同时，继续加强和美、日、法、奥地利、澳大利亚、苏联等国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内，积极与山东、青海省政府及山东省许多市、地级政府等进行联系与合作。同时，学校聘请了贝聿铭、林同炎、许靖华、李斯特、哈斯、帕尔、梅尔巴赫、格罗塞、默恩等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学校积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学校建设服务。支持“九三学社”支部、“民盟”支部恢复活动，支持“中国农工民主党”支部的成立。党委统战部经常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从政治、生活等方面关心他们。1985年5月19日，“同济大学校友会”成立，并在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成立了36个校友分会。学校认真落实侨务政策。多次召开归侨、侨眷、台属座谈会，于1987年12月，成立“海外联谊会”。当时同济有解放前去台人员的亲友322人。学校落实去台人员在沪亲属的有关政策，推选部分人士担任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晋升了职务或职称。学校后勤工作引入竞争机制，不断改革，面貌一新。1976—1990年，校舍总建筑面积为26万多平方米，是解放后27年的1.58倍。其中，教职工宿舍总建筑面积为89058平方米，是解放后27年的2.21倍。1991年，学校开始改革住房制度。10月，出台《同济大学“新字楼”住户动迁安置及集资办法》，第一次采取个人集资增加住房面积的做法，开始了住房从无偿分配到有偿分配的改革。在积极开展教学、科研、管理、后勤等项改革的同时，学校根据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7月，学校制定了《同济大学关于“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规划》，开展“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活动。根据《规划》，学校从1987年开始，开展创建校级文明单位的活动。1987—1990年，学校连续2个年度被评为上海市高教系统文明单位。1991年，被评为“全国植树造林绿化先进单位”。1986年12月，我国发生了学潮。同济校园内出现了所谓“争民主、要自由”的大小字报，学生数次上街游行，学校对参加学潮的学生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学潮后，党和国家总结学潮的经验教训，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1987年9月，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对87级新生进行了为期5周的军训，此后军训成为制度，每年在二年级学生中进行。1989年2月，学校决定，由党委书记张纪衡为校务委员会主任，江景波、高廷耀、方如华任副主任。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风波。同济大学大多数学生参加了游行、静坐等活动。风波之后，学校根据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并组织740名的干部深入学生班级、宿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同时，学校贯彻中央、市委关于开展“两清”（清理清查）工作精神，对政治风波期间所发生的重点事件和重点对象进行了清查。1989年下半年，东欧剧变。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面对国内国外严峻的政治形势，党中央指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90年2月，学校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党委拟定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切实加强和改善高校学生政工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1990年8月起，学校在党员中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以解决党员的理想信念问题。1991年2月，校党委成立学生工作部，主管全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1991年下半年，全国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教育。9月至11月，学校业余党校举办7期轮训班，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提高反和平演变的自觉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提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把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并提出以此作为今后几年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心。1991年4月，学校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王建云当选同济大学党委书记。5月，党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决定强化党组织在高校的领导地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由校长负责制向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转变。这几年，学校改革继续进行，教学、科研等项工作仍在发展。但在人们思想上对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滋生了怀疑和担忧，尤其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还严重阻碍着学校改革开放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