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专文纪念同济大学110周年
光明网北京5月11日电（记者谢宁）2017年5月，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同济大学喜迎建校110周年。光明日报《博览群书》杂志特别于第5期推出由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章华明撰写的长篇文章：《“小三线”上大写的同济人——写在同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
同济大学在国内外声誉卓著，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综合性大学（1907-1949）；从国立综合性大学到以土木建筑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科大学（1949-1978）；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1978-）。110年来，同济大学秉承“同舟共济”精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0年代初，面对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如何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问题作专门的调查研究。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了备战问题，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所谓一、二、三线，当时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其中，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地区为“三线”。“三线”又分为大小三线。“大三线”有西南、西北两片。中部及沿海部分地区腹地为“小三线”。据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岳林回忆，上海“小三线”与外省市“小三线”和“大三线”不同的地方，就是上海“小三线”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上海市的，等于上海在异地建立了一个工业区，而其他省市“小三线”都是当地直属的。从战略角度，就是万一上海遇到战事，上海的工业、物资和主要人员可以往“小三线”转移，“小三线”就是上海的战略后方。章华明的文章反映了当年同济大学师生参加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了同济大学110年奋斗历程中一段艰苦感人的画面。
“小三线”上大写的同济人
——写在同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
同济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
2017 年 5 月，同济大学将迎来建校 110周年。
110 年来，同济大学秉承“同舟共济”精神，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振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文章反映的是 110 年历史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当年同济师生为上海“小三线”建设所作出的努力。
/壹/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面对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如何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问题要作专门的调查研究。为此，总参谋部于 1964 年 4 月提出了对国家经济建设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6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了备战问题，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所谓一、二、三线，当时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其中，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地区为“三线”。“三线”又分为大小三线。“大三线”有西南、西北两片。西南片包括云、贵、川三省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西北片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中部及沿海部分地区腹地为“小三线 ”。
上海“小三线”是上海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家安全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原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岳林回忆，上海“小三线”与外省市“小三线”和“大三线”不同的地方，就是上海“小三线”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上海市的，等于上海在异地建立了一个工业区，而其他省市“小三线”都是当地直属的。从战略角度，就是万一上海遇到战事，上海的工业、物资和主要人员可以往“小三线”转移，“小三线”就是上海的战略后方。因为“小三线”本身就是为上海战备服务的，所以，上海对“小三线”的建设极为重视。从 1965 年选点筹建开始，到 1988 年调整结束，在历时 24 年的时间里，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生产保护国家安全产品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
早在 1966 年 4 月，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陈传纲等就来到同济大学，和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侯东昇、副校长徐文等共同研究建立“小三线”和临战时就近疏散等问题。1969年 11 月，同济大学“工军革”三结合领导班子在讨论“五七公社”工作时，也意识到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同济大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在山沟。
最终，位于安徽省池州地区贵池县（今为池州市贵池区）的“小三线”成为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开展“教学、设计和施工”“三结合”的实践基地。1969 年 7 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大学”的试点，来自上海各行各业的 28 名优秀青年走进同济大学，其中男生 23 名，女生 5 名。这 28 名学生组成了“教育革命试点班”。走进同济大学校门不久，他们就和部分老师一起，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到池州港，然后乘卡车进驻贵池县“小三线”毛竹坑。在这里，他们一边上课，一边劳动。1971 年 2 月，他们长途拉练回到上海，1971 年 7 月毕业。胡金英、罗培忠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又回到贵池“小三线”实习，胡金英被安排在 204 工程队，罗培忠被安排在 206 工程队。继试点班之后，1970 年底，同济大学正式招收了首批工农兵学员。其中，“五七公社”师生仍然以贵池“小三线”为基地，大搞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学校将山区建设的现场当作是师生“接受再教育”的课堂。在山区，师生们头顶青天，脚踩乱石，住帐篷，点青灯，吃山芋干，自己烧水砍柴。广大师生一半以上时间都和工人在一起，他们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开展群众性的教材编写和科学研究，举办各种类型的工人业余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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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七公社”基地的这些老师，纪律严明，管理严格，只有寒暑假才能回上海探亲。当时学校还派来一个医生赵铸、一个护士顾惠英跟着。赵铸想念刚出生不久的三儿子，经常掉眼泪，但就是不能回来。当时回上海是乘轮船。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农预科，后留校工作至退休的张凤舞接到母亲病危消息，几经申请，才被允许回上海。当年的青年教师，后曾担任同济大学设计院常务副院长、总工程师的姚大镒回忆 ：
1969 年，同济大学“五七公社”为了参加“小三线”建设，从有关系抽调了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和电气专业的教师成立设计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借调过去了，说是先借三年。当时我所在的机电系推荐了几个人，等学校领导唐晓声来挑，他看了看档案，我就被选中了。1969 年 9 月，我奉命到五角场上海市第二建筑公司所属的 205 工程队报到。同年 10 月，我就和设计组一起赶到贵池山沟里参加“小三线”厂建设。当年，我们是先乘船到贵池，然后汽车再把我们送到今属于贵池区棠溪镇的一个叫“毛竹坑”的所在，因为“小三线”工厂上海胜利机械厂就设在这里（毛竹坑现为贵池区棠溪镇百安村新发组）。当年，贵池“小三线”工厂主要是生产“85”高炮，很多图纸都是苏联在中苏产生分歧之前就提供的，设在毛竹坑的上海胜利机械厂实际上就是总装厂。1971 年在我回来之前，“85”高炮在毛竹坑最里面的山沟里试射成功，我们都去看的。因为建“小三线”厂的需要，当时，由十几个教师组成的设计组是一起去贵池的，其他的还有教学组、施工组等。工艺设计是由一机部二院承担的，后来这个单位调到贵州遵义了，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工艺布置设计厂房的。上海第二建筑公司所属的 205、207 工程队都到贵池去过。我在贵池参与过锅炉房、空压站（空气压缩机站）、室外动力管道等的设计，后来还到现场配合上海第二建筑公司水电人员现场施工。当时政治学习抓得很紧，读报、讨论，就在办公室，郑世谊还经常来指导我们的工作。1971 年上半年，“小三线”厂房基本建成，10 月间“五七公社”撤回上海。本来说是暂借三年的，但我回上海后变成了永久调离，从此就由教师变成工程技术人员了。
同济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罗建国回忆：
在皖南“小三线”，我们一般早上是 6:30起床，然后就是在来自部队的同学的带领下跑步，吃完早饭后，7:30 开始上课。当时我们班有 4 个来自部队的同学，其中海军 2 个陆军 1 个空军 1 个，号称“海陆空”都有了。老师们的确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记得，我们寝室就有一个福建籍的老师，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当时我们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主要学习数学、外语、政治以及力学等课程，教室是已经建好但还未交付使用的仓库。毕竟是一年级新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很多技术活我们都插不上手。我们每周到工地劳动的时间也不算多，主要就是平整土地、筛沙子等活。
1969 年 3 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1970 年，毛泽东在对总参谋部转发沈阳军区《陆军第一一六师“千里野营”总结报告》和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时“野营训练好”的批示，大大提高了全军对野营训练的重视程度，大规模的野营训练高潮迅速在全军部队兴起，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也积极响应。1970 年 12月中旬，同济大学传达了中央关于“大、中、小学生可在寒假分期分批地进行野营拉练 ；大学一个月，中学、小学（五六年级）每批二十天”的精神，两天后，又传达了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
1970 年，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 200 余人，分成 6 个班。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中曾明确 ：“大学生到皖南、苏北专区，为期一个月。”1970 年 12 月 27 日，学校向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递交《关于野营训练的请示报告》，“五七公社”学员同教职工共 230 人，行军直达目的地安徽贵池“五七公社”所在地，全程 493 公 里。1971 年 2 月 5 日， 同 济 大 学1200 多名师生被按照连队形式组织起来，成立了野营拉练团。他们从四平路校区出发，开展野营拉练。大部分师生到达浙江嘉兴后折返步行回校，而“五七公社”师生继续西行，行程 28 天，基本上是沿着现在的 318 国道，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3 省 1 市行程 1170 多里。3 月 6 日，“五七公社”师生终于到达位于皖南贵池县的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基地。当时，每天大概走 40 公里，每小时大概 5—6 公里的速度，一路从东向西。
同济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后来曾担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金正基回忆：
1971 年 2 月 5 日，为启程的日子。早餐后，队伍在东方红广场（毛主席像前）集中。二月初是上海最寒冷的季节，早春寒风如刀，但大家情绪高涨、激情满怀，没有感觉到冷 ：启程的仪式很简短，有关领导作了动员，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表了决心。虽然是口号式的发言，但激情洋溢。
为了解决拉练过程中师生们的饮食问题，学校学习部队的做法，从后勤处抽调了炊事人员为每个班配备了一个“菜师傅”和一个“饭师傅”，另外还从每个班级中挑选了一名学生协助炊事工作，这三人就组成了炊事班。现定居浦东的高级工程师张孝华，当年是班级团支部书记，就曾参加炊事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烧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拉练时，炊事班坐着汽车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张孝华觉得不好意思，就回到了班级，跟着班级步行。另外，学校还为拉练队伍配了一辆用货车改装的收容车，里面有长条凳子，专供跟不上队伍的体弱者或病员。但师生们坚持轻伤不下“火线”，身体有些不适都不愿意说出来，更不愿意被收容。当时有一个老师患有痔疮，但他坚持跟着队伍走，即使有学生把他送上了收容车，症状稍一缓解，他就会下来和学生们一起走。当时，很多男生还都争抢着帮女生背行李。
此外，学校还为每位师生提供了一件橡胶雨披和一只军用水壶，棉被都是自带的。一般的学生都穿球鞋，也有少数穿草鞋的，陈保胜还准备了用汽车轮胎改做的适合长途步行的胶鞋。队伍所到之处，一般由先遣队事先联系沿途工厂或学校或百姓，安排好住所，睡的是垫着稻草的通铺，很多人挤在一起。遇到天下雨还没有到达预定宿营地，要么抓紧赶路，要么就在附近避雨，这个时候炊事班就会为师生们供应姜汤，避免他们受凉生病。金正基回忆：
野营拉练作为野外体力活，终究还是艰苦的。每天几十里路的行走，开始时很多人不适应，特别是女同学，真的难为她们了。启程第一天，从同济大学到七宝，路程较短，又比较兴奋，有一种新鲜感，所以，一天下来感觉不错。有的甚至有行军不过如此的想法。但以后几天就给颜色看了，开始出现腰酸腿痛，最烦人的是不少人脚底起了泡。随队医生嘱咐应及时用温水清洗后，把水泡刺破，把水挤掉。第二天走路会有点痛，但几天后，脚底长出老茧，痛就消失了。最考验人的是夜行军和雨中行军。有几次，我们刚入梦乡，紧急集合的号声把我们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揉一下惺松的眼睛，快速打好行李，在夜色中很不情愿地向前行进。雨天行军时，湿透的鞋袜让人难受，到宿营地后，得设法把鞋袜烘干，为明天作好准备。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以后，大家才切身体会、想象当年红军长征的苦，革命前辈南北征战的苦。
后来留校工作的陈保胜回忆，同学们身上的汗水与雨水交融在一起。泥泞的山路，弯曲的羊肠小道，加上肩上的行李，这对于那些“走惯了柏油马路，看惯了万家灯火”的城里出身的同学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少同学脚上已磨起了血泡，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及“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的嘹亮歌声，消除了同学们的一切疲劳与不适。那时流行一句名言 ：“谁英雄？谁好汉？拉练路上比比看。”一旦“敌机”来犯，司令员一句号响，路边水沟、泥潭，哪怕是一堆狗屎，你也得迅速卧倒，隐蔽起来，完全是“军事化”的纪侓。一路上，最犯难的就是女同学，找不到茅厕，男同学还好些，跑到地里就行，女同学可不行，只得三四个人围起来“轮流解决”。
之前参与毛主席塑像工程的齐子春这时候成了摄影师，他跟拍了拉练的全过程。学校还组织了一支文艺小分队沿途为师生们鼓劲加油。这支文艺小分队以四班为主，王德芳、李森夫都是积极分子，十分活跃，经常表演一些精彩的文艺节目。他们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特务”，这个特务由一位老师扮演，他潜伏在拉练队伍中，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揪出。师生们沿途多次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参观了位于浙江嘉兴的中共“一大”会址，安徽泾县的“皖南事变”遗址。在泾县，部分体力较好的学生还爬上了东流山，在新四军烈士墓前默哀、合影。6个班师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贵池县境内的目的地时，正赶上下雨。根据事先的安排，庆祝大会仍如期举行。师生们分别被安排在梅街的八五钢厂、棠溪的长江医院建设工地、毛竹坑的胜利机械厂等处。八五钢厂是 1969年开始筹建的，主要是为“85”高炮生产炮管的，最多时职工达 8000 余人，是上海“小三线”中最大的工厂。长江医院是上海第二建筑公司承建的，主要是为上海“小三线”职工服务的，师生们到达时部分建筑已经竣工。陈保胜回忆，他曾参与了长江医院病房楼的设计，整个功能布局，交通组织，平、立面设计等，都得参与，关键还要建起来。根据“三结合”原则，每个班还配备了来自上海第二建筑公司的几个工宣队队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抓政治，掌握思想动态，相应地，每周班会政治理论学习也雷打不动。
师生们用 683 车队拉来的芦席搭起了草棚，上课也就在草棚里，上海第二建筑公司职工则住在河东的芦席棚里，也有的住在老百姓家中。这里非常清静，生活也十分简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师生们与当地老百姓的接触也不多。学生每个月 19.5 元的国家助学金，应付每天 4 角钱的生活费也足够，所有的文具用品更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陈保胜还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块红旗牌手表。王德芳当时和另外三个女生一起住在两层楼的工房里，夏天就在河里游泳，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水的深浅，直接就跳了下去，摔得很疼。王兆勇也是 1971 年 2 月随大部队长途拉练到同济大学“小三线”“五七公社”基地的，他所在的三班和六班一起被分配到八五钢厂。他记得当时的教室是活动板房，桌椅也是活动的，宿舍则是两层楼的砖瓦房。有的同学还感慨 ：以前批判在黑板上建房子，但现在到了工地后，上课还是得在教室里。同学们经常在晚饭后散步。那个时候，河里有很多螃蟹、虾，上海来的同学经常下河去抓，抓到了，就简单地洗一洗，用酱油、醋拌着生吃。当年毛竹坑会计，1936 年 3 月出生的葛培根老人回忆，当时 683 车队运来芦席，搭起了简易房屋。同济大学学生吃在上海第二建筑公司食堂，男生们大都住在生产队仓库，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上课。当时条件艰苦，大学生们吃的口粮，30% 是生的山芋片（当地人称红薯为山芋），大学生们经常在他家把山芋角加工成粉。为了厂区建设，当时附近公社都派人来参加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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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的环境中，学生们都很珍惜学习机会，学习很认真，老师教得也很用心。当时编教材，搞设计，还是以老师为主。时至今天，在当年的学生们看来，当时上课的老师仍然都是同济当时最好的老师，如教数学的王福英、教测量的王彦斌、教结构的沈祖炎、教人防的江景波等。当时的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是最大特点，有些教学方法在现在还很管用。有些问题在书本上、在课堂里讲得很抽象，但在现场一下子就解决了。部分教师除给学员上课外，还参加了“小三线”厂房的设计与建设工作，这其中就包括老教授庄秉权，后来他还被当作积极分子予以表扬。现已年过九旬的傅信祁老师也是跟着队伍拉练走到皖南贵池县的。他曾和工人师傅一起，利用当地大量卵石，加少量水泥粘结，试制成功卵石砌块，应用于山区建设，节约了大量的砖石，为山区建设做出了成绩。来增祥老师本来是建筑系的，也是跟着拉练队伍走过去的，他和沈祖炎老师搭档，负责四班的教学工作。贾岗老师从歙县“五七干校”调来“五七公社”基地之前，先是在贵池邻县东至上海第二建筑公司所属工地上劳动，后来再到梅街的。他开始被分配在教学组，后来在教材组。实际上，贵池和东至配套起来就是个“507”工程，整体为“85”高炮的生产基地。
曾担任上海城建学院纪委副书记的鲍善兴回忆：
我当时在学校分管“五七公社”一大队。一大队共有三个班级，其中的建筑学5701 班政治思想工作由我负责。1971 年 2月初，“五七公社”组织师生从校门口集中出发拉练去贵池时，我没有随队，而是在学校里负责审查其他师生的政治情况，看是否符合去“小三线”的条件。后来我也去了贵池，多数时间都住在毛竹坑，在设计组分管政治思想工作。我也去过梅街，但在那里只住了几天。当时从上海到贵池一般都走水路，从上海十六铺坐船到池州港。当地的人当时连汽车的模样都不知道，对学校开进去的汽车十分好奇，还问我们一辆汽车每天要吃多少饭等有趣的事情。在当时，当地卫生条件非常差，许多人患有寄生虫病和传染病。我们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
同济大学和皖南“小三线”真的有缘。响应毛主席“四个面向”号召，1970 年被分配到贵池的顾国籁，成了一名基层工人，也参与了“小三线”的工程建设，包括组织民兵（民工）进厂修路。他回忆 ,“小三线”厂区的建设是保密的，厂里自己建设内部工程，厂外的道路、供电线路则都是他们一起参加的。他们在厂区外围负责炸山、平地、修水沟、修马路，架高压线等。民工实行计件工资，一个立方土几毛钱，自己搭锅搭工棚解决吃住问题。那时工作条件艰苦，用的工具都不是机械化的，靠人扛肩挑、板车运输，但有钱挣，当地民工还是很开心的。当地民工只能在厂区外干活，并不知道厂里是做什么的。当时的建厂速度很快，而且房子造得很扎实。县里很重视，材料用的是当地的沙石材料，叫“干打垒”，很便宜，一立方的石料只要 2.58 元，但很结实，冬暖夏凉。贵池的几个厂大概建了一两年，就先后投产了。
1971 年 10 月，“五七公社”回迁上海。同济大学首届“五七公社”房屋建筑专业毕业生留在贵池工作的有王东升和王兆勇两人，但王东升后来离开池州到了合肥，已经逝世，王兆勇仍定居贵池。王兆勇回忆，1971 年 10月，他和部分同学一起撤回上海。先是乘船，后还乘了一段火车，是在夜里从裕溪口上火车的。回上海后，也没有回到学校，就在附近五角场工地上课。但教室不隔音，周围噪音很大。1974 年 5 月前后，王兆勇毕业。当时的工宣队员李师傅问王兆勇想到什么地方工作。那时提倡“四个面向”，考虑到父母亲都在安徽铜陵，王兆勇就说希望能够到皖南地区工作，最后王兆勇如愿被分配到了池州这个他熟悉的地方。当时王兆勇是到池州地区经济计划委员会报到的，报到地点是池州地区城市规划办公室，在那里他一干就是十年，其间还参与了安徽省重点中学贵池中学（现称池州市第一中学）教学楼的设计工作。顾国籁后曾任贵池县建设局副局长，贵池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后调任安庆市经委主任、交通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安庆市副市长。1993 年，顾国籁回沪，先后担任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局副局长、城区工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退休。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后来大都成了行业骨干，而老师们大多成了知名教授，其中江景波还曾担任同济大学校长（1984—1989），沈祖炎则于 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