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上海教育卫生改革创新亲历记》（1992-2002），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4-15页。）
口述：吴启迪
采访：章华明周黎萍
整理：章华明周黎萍
时间：2013年2月20日
地点：同济大学逸夫楼
吴启迪，女，1947年8月生，浙江省人，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通信技术专业，1981年获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1986年获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博士学位。1995-2003年任同济大学校长、教授、博导、中德学院院长、女子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第一位经民主推举产生的大学校长；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市委第七届、第八届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2003-2008年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现为全国人大常委。
吴启迪曾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和2007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和2006年）、国家教育成果二等奖（2005年和2009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及中国高校科技进步奖、上海市教育成果奖等科研奖项20余项。并先后获得过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荣誉称号。
我很高兴，能够在同济大学接受你们的采访，很高兴在离开同济大学多年以后，再来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同济模式”。我重点谈三点。
一、“同济模式”是一个渐进与完善的过程
已经是2013年了，“新世纪”这个词的热度已经退了，但我们依然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全球性的一个热门话题，即高等教育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0年代起陆续发表的专题报告到各国政府90年代纷纷推出的教育对策，都在力图对此作出回答。同样，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到中国政府的“21世纪白皮书”，也都制定了中国高等教育迎接21世纪的总体发展战略。而上世纪末广受关注的中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实质正是为了实现跨世纪发展所作的重大战略调整。
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探索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任也落到了上海。1995年10月，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共建同济大学。1995年11月，同济大学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1996年7月，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宣布将上海城建学院和上海建材学院撤销建制并入同济大学。近2000名教职工和近6000名在校生（不包括1996届毕业生）的并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动作。上海市把这一改革称之为调整高教布局结构的标志性工程，国家教委则把此作为深化中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项示范型工程。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关心这一改革的进程，将此称为中国高教改革中的“同济模式”，并在多种场合下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同济大学也因为“同济模式”备受关注。
那么，“同济模式”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也是在实践中逐渐加深认识的。我们认为，“同济模式”就是指，以不同隶属关系的学校并入并实行完全融合型的实质性合并为标志，以深化校内管理体制的系列改革为手段，以实现教育的“三个面向”和“两个重要转变”为目标，以探索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新型高教办学模式为主题，作为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在高教改革中打破条块分割、调整布局结构的一种创举，既是一个针对当时攻克中国高教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的改革模式，更是一个瞄准未来，优化资源配置以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发展模式。“同济模式”的诞生是新时期深化体制改革中的突破，是跨世纪中国高教发展的探索，也是同济大学优良办学传统乃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教重点发展战略的成功。
“同济模式”是否成功关系到整个中国高教改革的发展模式和前景。这既要依靠上级政府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以及采取相应“扶上马、送一程”的方式提供的大力支持，更要靠我们新老同济人自己的努力。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高教的自身规律，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性，这使我们深受鼓舞，决心继续努力把“同济模式”真正建成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教发展的新模式。在各方关注和支持下，通过几年的实践、磨合、总结，“同济模式”继续前行。2000年4月，上海铁道大学与同济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同济大学。在两校合并仪式上，作为新同济大学校长，我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也是我在经历了一场与病魔生死搏斗后第一次出席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和讲话，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到此，我才认为，就同济而言，“同济模式”才基本定型。至于2003年，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划归同济大学管理，已经是发生在新世纪的事情，那也是“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建设的需要，属于锦上添花，所以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今天再回头看那段经历，觉得当时最感棘手的乃是如何面对并校改革带来的百事待举以及由于利益的调整而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震荡。为此，我们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在动态的稳定中求发展。我们提出“以共同目标团结人，以事业发展凝聚人”的指导方针。一是强化以团结求发展，提出“先消化、后优化”和“完全融合、优势互补、一视同仁”的原则。二是强化以改革促发展，以两校并入为契机，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同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制定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前提，以探索办学模式为主题，以深化校内改革为关键，以拓宽投资渠道为保障，以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目标。这实质上也就是要实现由减少因低水平重复办学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改革模式，向真正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办学的发展模式的转换。在我们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中，以探索新型的更加注重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办学模式是最主要的。此外，学校还进行了一系列各方面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强各方面的联合，集中分散的各种资源以提高规模效益。
上述改革举措，既是立足于并校后的实际，从现有基础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改革，加速必要的人员分流，走内涵发展道路，也是着眼高教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按照学校整体发展目标，面向社会需要，瞄准未来竞争的改革。总之，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强动力，并校改革需要稳定，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不会发展，而不发展更无法稳定。
在并校改革中，我们十分注重于强调同济大学的历史悠久的传统优势、土建类专业齐全、水平居先的学科优势、博采众长、发挥对德联系“窗口”作用的外交优势、立足上海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地域优势以及面向全国的体制优势这五大特色的继承与发扬，注重“同舟共济”的同济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同济作风的发扬光大。比如并校之中我们始终强调同济人“同舟共济”这一精神传统，提出“不管是新同济人还是老同济人，共同的事业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只有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才能乘长风破万里浪”，强调“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则坚持“严谨求实”的同济作风，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际运作步骤。
二、“同济模式”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同济模式”的意义何在？这要从世纪之交中国高教改革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来看。众所周知，中国当时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关键阶段，而整个高教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国现有的1000余所普通高校中有三种不同隶属关系的院校，即34所国家教委直属的重点高校，300多所中央政府各部委管理的高校，以及近700所地方政府所属的高校（其中不少还是由地方经济部门办的）。这种大量由非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是行业经济和产品经济的产物。不可否认，新中国诞生之初形成的这种高教体系为各工业部门及时培养专门人才，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工业基础的形成曾作出过巨大贡献，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也都是功不可没的。但无庸讳言，这种条块分割体制也带来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重复办学现象的严重、专业设置的过于狭窄和办学效益的低下等弊端，在新形势下已明显不能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成为制约高教发展的羁绊。特别是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的穷国办大教育这一基本国情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观，大学生占人口比例还很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需要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有限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教改革中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高校的数目不算少，但平均规模只有3000人多一些，对高校在数量上作适当的精减、在资源上作适当的集中，着重办学规模效益的提高，无疑是中国高教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因此，打破条块分割的旧管理体制的问题，不仅是90年代中国高教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实际上也已成为21世纪中国高教发展的重要前提。
1992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指引下，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目标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一些地方按优势互补的原则对当地高校的布局结构进行了调整，出现了由多所高校合并重组的南昌大学、上海大学、扬州大学、广西大学、延边大学等合并办学的典型。
全国率先进行合并办学的高校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扬州大学，1992年由扬州师范学院、江苏农学院、扬州工学院、扬州医学院、江苏水利工程专科学校、江苏商业专科学校等6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2005年，南昌大学与江西医学院合并组建新南昌大学；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组建而成上海大学；1996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原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延边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吉林艺术学院延边分院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延边科技大学（筹）合并组建成新的延边大学；1997年，广西大学与广西农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广西大学。
旧的高教管理体制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高教管理体制已见雏形，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日趋合理，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正在逐步提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同济模式”的出现才具有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对于这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大举措，我有如下几方面的基本认识：
其一是两校并入实现了原来三种不同隶属关系高校的合并，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并入两校中的上海城建学院是同济大学过去的分校，但独立作为上海市属高校已经十多年了（曾属上海市建委管理），而上海建材学院更是长期隶属于中央建材工业局领导（在并入同济前约四个月左右刚转由上海管辖），因此两校并入实现了中国普通高校中三种不同隶属关系学校的“联姻”，全国高教体制改革中具有重大的始创意义。
其二是两校并入实行完全融合性的实质归并，这对解决高教重复办学，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尽管这种一下子完全并入的方式实行起来难度较大,在校区规划、布局结构调整、人员安排、利益整合方面的工作量特别大，但有利于加快融合，有效防止“磨而不合”。由于在两校建制撤销的同时迅速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资源的重新配置，不仅对于减少重复办学、精简高校数量、提高规模效益有明显的效果，而且有利于并校后的加速发展。
其三是两校并入作为非重点高校向重点高校归并，对于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作为教育、科研两个中心的国家重点大学，同济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对于两校有着明显的优势，实质性的归并有利于带动原两校师资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如为原两校高职称教师创造了带研究生的机会，也为两校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两校并入扩大了同济大学的办学空间，也弥补了部分专业的短缺，有助于重点大学整体实力的提高。通过消化、吸收，以重点高校为主进行归并，避免了重复办学、追求小而全的不利倾向，优化了教育资源，从国家和地区的层面上提高了办学效益。
其四是两校并入以共建的形式把地方高校并入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创造了“共建”的新形式，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强化了中央直属高校面向地方、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重点大学科教优势的依靠和支持。同济大学长期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已为上海和全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共建形式撤销了两所专业设置基本类同的地方高校并入中央直属重点高校，这就进一步畅通了中央直属重点高校参与地方建设的渠道，开拓了为地方服务的广阔前景。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更加放手地依靠中央委属高校的科技优势来加速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建设，发展高新技术和地方支柱产业。这对于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同济模式”承载了中国名牌大学的历史使命
“同济模式”的出现绝非偶然，她是我国高教面对新世纪挑战而作出的战略回应的产物，也是同济大学作为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名牌高校所具有的影响、同济传统、同济精神的胜利。当然，同济人有幸被选作这一突破性改革的代表，充当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带头羊，是有其一定的偶然性：正好有两个相距不远、学科相近，又有一定历史渊源关系的高校可供归并，具有可操作性大的优点，又恰恰是中国高教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下三种不同隶属关系兼而有之，更具有示范意义。果然，参照“同济模式”，1998年9月，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实现合并，组建了新浙江大学，迈上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但是偶然中有必然，作为全国性重点大学，在中国高教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理应更多地承担起历史重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在接受这一改革重任的挑战时，同济人虽还不至于需要这种悲壮，但也确实是以一种“为中国高教改革作贡献”的精神投入这一改革的尝试中去的。我们认为，这是中国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的名牌大学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同济模式”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较为成功地实施中国高教体制改革中难点、重点的突破，在高教体制改革中高扬风帆，再创佳绩，这是上级领导的果断决策和正确指导的成功，又是与同济大学本身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中国名牌大学这一特定的背景分不开的。
这也就涉及到中国高教面临未来发展中如何实施“名牌战略”的问题。我们认为，“名牌战略”应成为中国高教面对当今国际竞争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1996年3月，江泽民在会见四所交通大学的校领导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在实行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教育也面临着“两个重要转变”，即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和全面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为学校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条件，但如何“全面适应”和“全面提高”的关键还要靠深化校内体制的改革，靠学校自身如何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上海城建学院和上海建材学院两校的并入既是对同济大学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也是为同济大学提供的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两校并入虽缘起于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但更应看作是我们高教事业本身发展的主动抉择。同济人要创一流的大学首先要在改革中创出一流的工作来。
江泽民提出的教育的两个重要转变中，“全面适应”（现代化对人才的需要）正是体现了高教运行机制也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则正体现了高教发展模式也要实行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变，这也就是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而这也正是“名牌战略”或“重点战略”中的应有之义。与国际上相比较，中国高教的发展规模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不是指高校的数量，而是指高教入学率）。发达国家已普遍实行高校的“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情况下，还在争取扩大入学率，我们的高教规模总体还太小，大学生还太少，但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国情又要求我们在高教发展中不能搞简单的增加学校数量的外延扩大，而更要注意办学质量的提高，注重高校内涵的发展，先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办好一批高水平的名牌重点高校，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我国高教发展重要战略。而提高规模效益也正是高教集约型发展的要求，“同济模式”选择的发展模式，正是走一条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的道路的探索。
但是重点、名牌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封”的，不是朝夕之功能建成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名牌是竞争的产物。当然，作为历史的产物，她是动态变化的，就象排行榜要有变化才有意义一样，名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更何况一所名牌大学的形成,没有几十年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世界上的一流高校中大多数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因为文化的积淀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名牌是靠不断地去创的。不要硬扶一个名牌，但更不要自毁一个名牌。中国现代高教约一百年历史中已形成了一批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名牌大学，其数目并不多，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高教资源，国家应给予有一定力度的支持，至少要为其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条件。因为“名牌效应”一旦形成所具有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高教管理体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无形资产的优化配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高教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名牌高校的无形资产的保护和增值问题。“同济模式”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归功于同济大学这一历史形成的名牌高校的巨大的无形资产，包括其传统、精神、作风的贡献。这对于减少并校中的思想阻力，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都具有不可忽略的积极影响。因而能使并校改革成为众望所归，水到渠成。
当然，这种同济精神、同济作风也正是中国高教事业发展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主要产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现代高教的历史也是与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历史同步的，同济大学经百年春秋风雨沧桑而初衷不改，矢志于科学和民主的发展，培育十万学子同舟共济而奋斗不息，报效于祖国和人类的进步，不也正是中国现代高教史的浓缩吗?同济精神中包含的是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的统一，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统一，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团结奉献精神，也都是中国所有名牌高校成功的共同秘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也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精髓所在吗?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的外部条件的优化和更讲究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的改革，正在为中国高校的未来腾飞插上强劲的双翅。弘扬改革与发展精神的中国高教事业及其名牌重点大学也一定能更加强有力地挺立于世界高校之林，创建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
时过境迁。回顾“同济模式”，联想1952年院系调整，历史地看，新中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就同济而言，则经历了三次大的布局调整：一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同济从一个综合性大学演变成一个以土木为主的工科大学；二是1978年经中央批准恢复对德交流，在中科院院士李国豪校长领导下，同济大学开始实行“两个转变”，即由土木为主的理工科大学向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由国内普通高校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窗口”之一的国际性大学转变，同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经、管、文、法各具特色的多科性大学；三是以“同济模式”为契机，以“两个转变”的成果为基础，1996年7月，同济大学被列入国家“211”建设高校行列，2002年6月，同济大学正式启动“985工程”，从此走上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道路。如果单从同济大学自身的历史看，后两次调整似乎是对第一次调整的调整与回归，
另外，我还想说，“同济模式”不是万金油，她是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从上世纪末延伸到本世纪初的高校合并重组还是应该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不可无限制延续。发展高等教育可以搞合并重组，但也应给部分高校独立发展的空间。
愿同济的明天更美好，愿我国高等教育的明天更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