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浣
我祖籍浙江嘉兴，1935年出生于杭州浣纱路。母亲告诉我，家门前原有条河，相传西施曾在河中浣纱，浣纱路因此得名。母亲喜欢这地名，在我出生后就选用了其中的“浣”字作为纪念，“吉”当然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我父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毕业的，是一家缫丝厂的厂长。我两岁那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杭州沦陷前，父亲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把缫丝厂的主要专业人员、技术资料和设备都转移到大后方去，不能让它们落到日本人手里。于是，我们家开始辗转前往云南。一路上生活十分艰难，没好吃、没好睡，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警报一响，要赶快逃进防空洞，否则就可能没命了。当时我才两岁，弟弟刚出生，拖儿带女的，可想而知我们的母亲是多么的辛苦和操劳。所以她特别憎恨日本鬼子，弟弟也因此有了一个大名：“徐抗敌”。
在昆明西郊，有好几所内地迁来的工厂，他们联合起来开办了“西山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我和弟弟都是在这里读书的。学校不大，但我们的老师大多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说北京话，提倡爱国抗日、自由民主，反对迫害，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影响很大。学校里每天都在唱着抗日的歌曲，歌颂抗日的英雄。三年级时，教音乐的刘天露老师教我们唱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黄水谣》《河边对话》《在太行山上》等等。天哪！这些歌简直太好听了、太感人了！《毕业歌》里第一句就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在太行山上》最后一句唱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唱歌和音乐本身就是宣传和教育。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生活，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当然我们也萌生了对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的喜爱，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音乐老师。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回到故乡杭州。1953年，我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考入同济大学。那个时候，大学不多，考上大学的人也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所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各个大学录取的新生名单。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到同济报到后，先是参加了新生入学培训班。和现在大学新生进校时的情形差不多，当时每个同学都在班级（中队）里作了自我介绍。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还代表1953级新生在全校迎新大会上发言。那时，同济已有了大草棚，吃饭都在大草棚，迎新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我记得陈铁迪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她是作为老生代表在欢迎会上发言的。
想不到我的发言引起了高年级女生、同济广播站站长王瑞华的兴趣。她后来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广播台。进广播站后，王瑞华把我安排在播音组。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或许我的表现尚可，王瑞华在毕业前推荐我接替她担任了广播站站长。所以，论起来，我算是同济广播站的第二任站长，一直做到1956年秋。
我记得，1955年5月同济第四届田径运动会期间，广播站承担了运动会的全部播音和宣传工作。当时，校长薛尚实和苏联专家代表维托希金教授等都坐在主席台上。维托希金教授个子高大，身穿一套浅色西服，戴一顶白色大礼帽，十分显眼。运动员排着队入场时，广播里播放的是郑律成1939年作曲的雄伟的《解放军进行曲》。我们暖通专业一年级的十二个女同学也参与了表演，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薛校长和维托希金教授走下主席台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啊！
在广播站工作期间，我认识了从不同专业来的“站友”，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各系同学对广播站的希望和要求。当然，广播站也受到条件限制，比如，有同学希望介绍《卡门》，但我们没有，有同学想听德沃夏克作曲的《新世界交响曲》，我们也没有——后来是我们系里给排水专业三年级同学汪长风、吴保健二人从家里找出来借给广播站用的。为更好服务同学，我写了一个申请给学校，希望学校能提供一点购买唱片的经费，顺利获得批准。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虽然经费不是很多，但每个月都有，是细水长流的，广播站的所有同学非常高兴。从那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和朱国云都会去上海音乐书店（当时在西藏中路）买些新出的唱片。唱片越来越多，广播站就在播音组、机务组以外，新成立了音乐组。当时徐建成和季学李都是音乐组的成员，他们要把唱片整理、排列、编号，还要编制播片计划，播音后还要值班的人员记下播片志（日记）。音乐组为满足同学要求不定期地推出了《音乐欣赏》《音乐家介绍》以及《音乐猜谜》等节目。早晨广播中还安排了《每周一歌》栏目，推介新歌、校园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等。
1950年代最流行的外国歌曲当然是苏联歌曲。我听到的第一首苏联歌曲是《青年团员之歌》。这首歌充满了爱国之情，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还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相逢之歌》是电影《相逢》的片头曲，宏伟而大气。这支热情、开朗、充满魅力的歌曲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迎接胜利的凯歌，已经被选为联合国的会歌。当然，在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走红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传甚广。它是索洛维夫·谢多伊作曲、马都索夫斯塔作词的一首抒情歌曲。
莫宝莹同学曾说：“同济广播站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它让我们认识了柴可夫斯基和他那美妙的音乐。我希望美好的音乐永远在同济校园飘扬。”不久前徐建成回忆起《音乐欣赏》时还微信我：
吉浣学姐：
我们曾经介绍俄国作曲家鲍罗汀（1833-1883），他是音乐家兼化学家。他创作了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生动描写了古丝绸之路上马队和骆驼队的奇特景象。商旅在军队的保卫下，从容安然地消失在远方。这支曲子非常优美，听了以后很难忘怀。又例如：广播站曾经介绍过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他创作了《意大利随想曲》，作品采用四首意大利民间音乐主题为基础，表达作者在两年前访问意大利得到的印象。
建成 2016.12.9
我再补充一个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1875年作），这首乐曲在广播站播放和介绍以后，十分受欢迎。第一乐章主题宽广而壮丽，第二乐章像一幅风景画，第三乐章是热烈的快板，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最后乐队全体合奏，与钢琴家一道将乐曲推向璀璨的顶峰。
……回头想想，我能当这个小小的广播站站长，谁说和昆明西郊的那段经历没有关系呢？
本文刊于2017年5月16日《文汇报 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