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西郊留给我的音乐财富

发布者:校史馆发布时间:2017-05-31浏览次数:18

■徐吉浣


我祖籍浙江嘉兴,1935年出生于杭州浣纱路。母亲告诉我,家门前原有条河,相传西施曾在河中浣纱,浣纱路因此得名。母亲喜欢这地名,在我出生后就选用了其中的“浣”字作为纪念,“吉”当然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我父亲是浙江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毕业的,是一家缫丝厂的厂长。我两岁那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杭州沦陷前,父亲接到一项重要任务:把缫丝厂的主要专业人员、技术资料和设备都转移到大后方去,不能让它们落到日本人手里。于是,我们家开始辗转前往云南。一路上生活十分艰难,没好吃、没好睡,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警报一响,要赶快逃进防空洞,否则就可能没命了。当时我才两岁,弟弟刚出生,拖儿带女的,可想而知我们的母亲是多么的辛苦和操劳。所以她特别憎恨日本鬼子,弟弟也因此有了一个大名:“徐抗敌”。

在昆明西郊,有好几所内地迁来的工厂,他们联合起来开办了“西山五厂职工子弟小学”,我和弟弟都是在这里读书的。学校不大,但我们的老师大多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说北京话,提倡爱国抗日、自由民主,反对迫害,对我们这些小学生影响很大。学校里每天都在唱着抗日的歌曲,歌颂抗日的英雄。三年级时,教音乐的刘天露老师教我们唱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黄水谣》《河边对话》《在太行山上》等等。天哪!这些歌简直太好听了、太感人了!《毕业歌》里第一句就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在太行山上》最后一句唱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唱歌和音乐本身就是宣传和教育。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生活,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当然我们也萌生了对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的喜爱,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音乐老师。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回到故乡杭州。1953年,我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考入同济大学。那个时候,大学不多,考上大学的人也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所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各个大学录取的新生名单。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到同济报到后,先是参加了新生入学培训班。和现在大学新生进校时的情形差不多,当时每个同学都在班级(中队)里作了自我介绍。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还代表1953级新生在全校迎新大会上发言。那时,同济已有了大草棚,吃饭都在大草棚,迎新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我记得陈铁迪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她是作为老生代表在欢迎会上发言的。

想不到我的发言引起了高年级女生、同济广播站站长王瑞华的兴趣。她后来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广播台。进广播站后,王瑞华把我安排在播音组。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或许我的表现尚可,王瑞华在毕业前推荐我接替她担任了广播站站长。所以,论起来,我算是同济广播站的第二任站长,一直做到1956年秋。

我记得,19555月同济第四届田径运动会期间,广播站承担了运动会的全部播音和宣传工作。当时,校长薛尚实和苏联专家代表维托希金教授等都坐在主席台上。维托希金教授个子高大,身穿一套浅色西服,戴一顶白色大礼帽,十分显眼。运动员排着队入场时,广播里播放的是郑律成1939年作曲的雄伟的《解放军进行曲》。我们暖通专业一年级的十二个女同学也参与了表演,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薛校长和维托希金教授走下主席台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多么珍贵的照片啊!

在广播站工作期间,我认识了从不同专业来的“站友”,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各系同学对广播站的希望和要求。当然,广播站也受到条件限制,比如,有同学希望介绍《卡门》,但我们没有,有同学想听德沃夏克作曲的《新世界交响曲》,我们也没有——后来是我们系里给排水专业三年级同学汪长风、吴保健二人从家里找出来借给广播站用的。为更好服务同学,我写了一个申请给学校,希望学校能提供一点购买唱片的经费,顺利获得批准。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虽然经费不是很多,但每个月都有,是细水长流的,广播站的所有同学非常高兴。从那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和朱国云都会去上海音乐书店(当时在西藏中路)买些新出的唱片。唱片越来越多,广播站就在播音组、机务组以外,新成立了音乐组。当时徐建成和季学李都是音乐组的成员,他们要把唱片整理、排列、编号,还要编制播片计划,播音后还要值班的人员记下播片志(日记)。音乐组为满足同学要求不定期地推出了《音乐欣赏》《音乐家介绍》以及《音乐猜谜》等节目。早晨广播中还安排了《每周一歌》栏目,推介新歌、校园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等。

1950年代最流行的外国歌曲当然是苏联歌曲。我听到的第一首苏联歌曲是《青年团员之歌》。这首歌充满了爱国之情,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还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相逢之歌》是电影《相逢》的片头曲,宏伟而大气。这支热情、开朗、充满魅力的歌曲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迎接胜利的凯歌,已经被选为联合国的会歌。当然,在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走红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传甚广。它是索洛维夫·谢多伊作曲、马都索夫斯塔作词的一首抒情歌曲。

莫宝莹同学曾说:“同济广播站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它让我们认识了柴可夫斯基和他那美妙的音乐。我希望美好的音乐永远在同济校园飘扬。”不久前徐建成回忆起《音乐欣赏》时还微信我:

吉浣学姐:

我们曾经介绍俄国作曲家鲍罗汀(1833-1883),他是音乐家兼化学家。他创作了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生动描写了古丝绸之路上马队和骆驼队的奇特景象。商旅在军队的保卫下,从容安然地消失在远方。这支曲子非常优美,听了以后很难忘怀。又例如:广播站曾经介绍过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他创作了《意大利随想曲》,作品采用四首意大利民间音乐主题为基础,表达作者在两年前访问意大利得到的印象。

建成 2016.12.9

我再补充一个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1875年作),这首乐曲在广播站播放和介绍以后,十分受欢迎。第一乐章主题宽广而壮丽,第二乐章像一幅风景画,第三乐章是热烈的快板,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最后乐队全体合奏,与钢琴家一道将乐曲推向璀璨的顶峰。

……回头想想,我能当这个小小的广播站站长,谁说和昆明西郊的那段经历没有关系呢?


本文刊于2017516日《文汇报 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