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一.二九运动补遗

发布者:周黎萍发布时间:2017-05-25浏览次数:40


此文发表于《档案春秋》2014年第7期,作者为:章华明、周黎萍。


关于同济“一·二九”运动,上海党史界尤其学生爱国运动史领域研究成果较多,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1979年浦作文稿:1947年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冲破黑暗迎曙光——纪念同济“一·二九”事件五十周年》等。近来,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些资料,补充如下。


沪江大学学生曾参加同济“一·二九”运动

当年,发生在同济大学的“一·二九”运动,也吸引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学生参加,尤其是沪江大学表现尤为积极、突出。

沪江大学虽然有着教会背景,但却一度是“上海联”主席单位,更建立了学生地下党支部,学生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一·二九”运动前期,在上海地下党学委的统一领导下,沪江学生地下党支部即积极组织声援同济,甚至发起了罢课,其中以校本部学生参与人数较多,夜校也有少量学生参与。卢丽娟是当时沪江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她回忆,同济“一·二九”当日,有22位沪江学生在同济被军警拘留。她本人还是被单独关押的,是在第二天天亮后,趁看管不严,独自逃回学校的,所以校长凌宪扬领回去的人只有21个。

对学生运动,向来自信的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当然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何况他长期游走于财经和教育两界,是因为政府支持才有机会主持沪江的战后重建和复员,进而担任校长的,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所以,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他的主张是“政治滚蛋”,“不允许任何党派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他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爱护着学生和学校,反对学生卷入政治斗争,更不愿意自己处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左右为难,左右都不是,这就无可避免地和进步学生发生了政治上的直接对话乃至冲突。

据凌宪扬次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凌宏俊回忆,就在沪江学生被抓的第二天早上,凌宪扬一脸疲惫、心事重重地坐在沙发上。原来,昨天半夜,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通知有关的大中学校校长前来同济“领回”自己的学生。凌宪扬接到电话后赶忙赶到同济,天快亮了,才带着21名学生回来,彻夜未眠。凌宪扬曾告诉凌宏俊:“我签字领回学生,已经过半夜了。要保护这些同学,为避免节外生枝,不能要沪江再派人派车过来。我有车,只能带几个人回去。过去在路上碰到有同学在步行,我总是让他们上车,从没空车回校的。可这一次,我不敢,万一有同学认为我带谁不带谁的是在离间他们呢?同济离沪江这么远,让又累又饿的同学就这么走回去,这中间还有好几个女同学呢!我实在于心不忍。下车陪他们一起走吧,又怕他们不理解,引起他们反感。左思右想,为难之极,最后我只能坐在车里,让司机以最慢的速度护送同学一路回沪江。”

但是,事情还没有了结。上海警备司令部责成有关各校,从严处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既然人已经领回,秩序开始恢复,凌宪扬一度想顶着不办,所以一再拖延,但拗到后来,只得报请校董会批准,将9名已经是试读的学生开除,其中包括沪江学生自治会主席,其余的则给予试读处分。这位主席被开除后,被组织上安排赴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风波过去了,凌宪扬引以为戒,千方百计将学生吸引、稳定在校园,教室。他的努力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此后沪江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所以,吴国桢后来回忆他这段动荡时代的上海市市长生涯时,还专门指出“沪江大学是所有教会大学中管理得最好的”。


复旦大学金冲及教授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日记

《冲破黑暗迎曙光——纪念同济“一·二九”事件五十周年》收录了指挥家司徒汉的回忆文章《几首歌引起的回忆》。司徒汉是广东开平人,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篇文章里,司徒汉回忆了在同济“一·二九”运动中的亲身经历。这也是该书收录的唯一的一篇复旦大学学生参加同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文章。其实,作为同济大学的近邻,当年参加同济“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复旦学子,比如金冲及。

19479月初,入学复旦的金冲及明显感受到了笼罩在校园上空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校园内眼线密布、校门口铁甲车出没、进步学生被秘密带走。11月间,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当局在狱中杀害,复旦同学罢课一天抗议,校方又开除并处分了一批同学。时值隆冬,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政府不管,但大学生们不能置之不顾:同济大学发起了劝募寒衣运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纷纷加入。金冲及是复旦大学劝募寒衣运动的骨干分子,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到:“有的起初以为我们是难民收容所来的,不肯捐助,后来知道是同学就追出来送衣服。政府诸公的威信堕落如此,可笑可笑。但是另一面,也可以看出社会界对学生的信任和同情。(19471228日)”“国家有这么多衣服,为什么不直接发?还要卖给我们,赚难民的钱。他们的救济只是一个一个的会,等难民死得差不多了,才来敷衍几个。这种政府,不坍何日?(194816日)”显然,作为青年大学生,金冲及已经看到国民党尽失民心。

1948129日,复旦学生参加支持“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情愿”活动,国民党当局调动几千军警残酷镇压。那天,金冲及参与其中,始终都在现场,后来被复旦校方记了一次大过。过了三四个月,他秘密参加了梦寐以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8月下旬,他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等到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学校。

金冲及回忆,“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进四平路上密集的学生群内,用马刀乱砍。同学们退回同济大学礼堂举行抗议晚会时,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突然登台厉声讲话,军警们冲入会场强行搜捕。同学们被驱出会场后,在严冬寒冷的广场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坐着,面对周围国民党军警一圈雪亮的刺刀。深夜,我们被军警武装押送回校,我听到前后行列中同学们悲愤地低声哼着《跌倒算什么》的曲调……

学生向辩护律师送锦旗

1948315日,是“一·二九”事件中被捕学生审判的日子。被告共11位学生,传询证人也是11位(不包括临时传询证人4位),律师也是11位。退庭后,旁听学生纷纷向被捕同学献花献旗,计有圣约翰大学人权保障会送的锦旗一面上写“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交大送的锦旗一面上写“我们发誓,中国的巴士特(底)是会被我们击破的!”中华工商送的“你们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当然,同济学生也没有忘记那些为他们义务辩护的知名律师,律师们退出法庭后由学生各赠鲜花一束,缎巾一方,上印红字“法律最纯洁,谁沾污了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缎巾在今天被称为锦旗。

11位律师中包括张正学。张正学是浙江海宁人,毕业于北洋大学,专业是民法,在上海从事律师之前担任过上海的法官和检察官,曾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法学权威。因为代理了诸多涉外案件,住过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受洋人欺凌的凄惨情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律师。有子张直中,曾希望其报考法律,子承父业,不曾想张直中后来报考了浙江大学电机系,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张直中还被选为首批院士之一。

钱永红是已故数学家、科学史家钱宝琮之孙,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他曾经采访过张直中院士,并在张直中家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锦旗。张直中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同济大学发起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在全国是出了名的,他的父亲张正学律师曾和其他律师一起帮助同济学生自治会打官司,最终关押的学生无罪释放,后来同济学生会还送给张正学律师一面锦旗。内容如下:

為一二九同濟事件辯護謹向張正學律師致敬

民主之光

國立同濟大學全體同學敬獻

“一·二九”运动促成了上海地区首个学生团委的成立

陈太顺19227月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44年初入同济大学新生院学习德文并从事进步活动,是同济“一·二九”运动骨干之一,194810月入党后任同济总支委员解放后,陈太顺任上海第一个学生共青团组织——同济大学团委首任书记。1953年,陈太顺调离同济,到上海煤矿设计院工作直至退休20119月病逝于上海,享年90《冲破黑暗迎曙光——纪念同济“一·二九”事件五十周年》收录了他的回忆文章:《一座打不垮的民主堡垒——记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20115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太顺还热情地接待了同济大学校史馆喻大祥、周黎萍一行,回忆起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尤其是乔石在同济大学的一些情况。陈太顺回忆:

“一·二九”运动以后,学生会也受到冲击,我被安排到学生会当党支书记,乔石直接领导我着手学生会的恢复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学生会的复会号召词是乔石亲自执笔写的,我负责贴时间大概是19482月份的样子。

“一·二九”运动后的秋天,我们同济支部在静安寺开会,乔石、冯泽、胡昌璧和我四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一方面是传达上级指示,另一方面是讨论同济的工作,主要是检讨工作过渡不到位。为什么呢?因为运动之后总支人员变动很厉害。在那以后我们去了理学院开会,从理学院又转到工学院,这期间乔石骑个脚踏车,一直都在转。他在学校听课是临时性的,主要是联系群众,观察情况,观察动态。那时候我们都叫他“老蒋”。当时情况很复杂,乔石就给我们分析,我觉得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很强,也很平易近人。

临近解放,乔石把我安排到南市躲起来,在一个亲戚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准备迎接解放。乔石说你不要出去,你就躲在家里,什么时候打国民党军队的枪声响起来,你再出来。后来我又被乔石引到虹口区的一个工人家里,也是不能出去。乔石说,枪打响了以后才能出来。当时我们的俱乐部就在虹口,就是现在横浜桥戏剧学校的旧址。

19495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乔石在虹口召开同济党总支会议。同济地下党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布置治安,因为刚解放,还很混乱。第二个就是整顿组织,扎紧篱笆,不让坏人混进来。开完会没几天,我们就撤回同济去复课、学习,然后维持治安。625日,继交大、复旦之后,上海市军管会顺利接管同济大学。

解放初期,同济开始还是由乔石领导。他说:“要稳定这个局面,稳定这个局势,把团结的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最好把共青团成立起来”。同济大学在历次斗争中都走在上海高校的前列,更因为在“一·二九”运动中斗争得最激烈、最坚决,损失也最大,所以威信很高。上海学委最后采纳了乔石的提议,决定在江南造船厂成立第一个工人团委的同时,在同济大学成立第一个学生团委,乔石还提名我当团委书记。这样一来,同济成了全上海高校中第一个成立团委的大学,我也就成了上海高校中的第一个团委书记。